經濟觀察網 侯思銘/文 如今打開一本書，飄口上的作者介紹里，越來越多的寫上了作家“寫作以外”的從業經歷——農民、車間工人、教師。似乎距離作家身份越遠，就越成賣點?？瓢喑錾黼y免“板正”，出自基層方顯“英雄”。各中原因于我所見，一是認為經歷越多，越能寫出獨特的真實。二是為使部分“被埋沒”的讀者，生出同病相憐之感。三則，越坎坷就越傳奇，誰不愛看灰姑娘的故事呢？
但正如不是所有飽受欺凌的灰姑娘都能成為公主，下過基層，根紅苗正的也未必就做得了好作家。對于大多數寫作者來說，有些“苦”，恐怕還是白吃了——他們從“苦”中獲取的，并不足以支撐和滋養自身的寫作。謂之反思，實則滿腹牢騷。倒是那些不以此為苦的，在不經意間踏上了開往舞會的南瓜馬車。
瓦當，一個被劃歸到先鋒派文學陣營中的青年作家。他的飄口上無甚“看點”，他也并不覺得自己受過什么罪，聊起在煉油廠工作的經歷，反倒很有些懷念的腔調。經歷多次近在咫尺的爆炸，他對成油的制作過程以及各個環節的危險系數了熟于心，偏偏語氣平靜，讓人不禁在想：這人難道不怕死么？
他未必不怕，但從童年對人的影響來看，他對死亡異于常人的反應卻可以找到依據。瓦當童年時，國家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他家緊挨著醫院的太平間，附近的池塘里有時便扔著一些死嬰。孩子還沒學會害怕，就已經習慣了。算命的人說他犯水命，他也確實好幾次差點被淹死，有一次落水后自己爬上來，衣服濕了不敢回家，于是倚著太平間的門曬太陽，直至被鄰居發現，才給抱了回去。
九十年代初的瓦當有了詩人的理想。“我的詩寫的是實話，挺好的”，這是他自己的評價。“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瓦當筆下的多情即敏感——“總是試圖探出一根黃瓜絲蔓般纖細的觸須，同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別人建立一點點微不足道的聯系”。影響他最深的詩人是海子，談及世人對海子的否定，他堅定的說：“這就是技術時代的一種庸見！”誠然，無論蔑視還是崇拜，都已無法磨滅海子之名了。
20世紀的最后一年，瓦當不再寫詩，離開高島真正接觸到生活的他，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的詩歌無法把生活的體驗轉化成文字。他開始迷上電影，寫影評，最后走上寫小說的道路。在他看來“人的靈魂是非常復雜的，像一個透明的晶體。這個透明的晶體因為射線、光線的原因，對自己是有遮掩的。”因此他寫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半明半暗，行走在樹和樹之間的陰影里。”
瓦當最近又出了一本新書，有人問他題目的含義。“《到世界上去》是什么意思?，F在想想有什么后悔的事，不一定是真的后悔，就是有一點悔意，可能就是什么也不如守著父母哪也不去，不到世上去。”
Q&A
問：對你影響最大的詩人是誰？
答：海子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14、5歲的時候我讀到的海子的詩，那時候他剛剛去世。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有很多人在否認海子的詩，這就是技術時代的一種庸見。他們認為海子的詩歌缺乏技術。
海子那個時代出了非常多的詩人，當然也有很多很優秀，不是說海子的詩就是最好的、完美的。但是一個民族選擇一個東西，比如說我們為什么選擇《紅樓夢》，肯定是有它的緣由，它是無數的審美標準疊加起來的。
還有就是海子從語言的角度提升了漢語的品格。在海子之前，漢語的品格是比較低下的，要么是假大空的毛式語言，要么就是傳統的士大夫，后來猥瑣文人那種雕蟲小技之類，它沒有光輝偉大的品格，你很難找到一種很熾烈的、非常陽光燦爛然后又那樣的直訴靈魂的東西，這是海子的詩歌。我挺贊同“突入人類文明的核心”，就是突然闖進去的一種生命加速度，闖進一個本體的世界。
當然人們可以從道德上指責他——一個自殺的詩人，但是道德是非常危險的。藝術并不是正確，藝術是豐富而且開辟道路的。
中國當代文學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作家只能寫出比自己低下的人物，像余華，他只能寫許三觀，寫福貴。但是一個農民生存的痛苦和一個詩人的痛苦是兩個范疇。福貴和許三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生活在我們身邊，很親切，但他不能想歌德說的那樣“永恒的你是提醒、引導我們上升”，而真正的偉大的虛構人物都是引導我們上升的。我覺得藝術有一種關照，這種關照照出了我們存在的限度，我們不可能達到，但是他在那里。
比如海子，在這樣一個世俗的時代里，他用了10年的時間（89年到99年）就完成了經典化，這是一個神話。而這個經典并不是余秋雨，不會迅速的褪色。
問：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寫小說的？
答：99年開始。人到了25歲之后，時間會有一個加速度，到了30歲之后更是。當你有了一種回憶十年前的感覺，才有了一種切身的歷史感。人需要一種覺醒，就是有一天你突然發現自己對生命和生活產生了一種審視。你的動作所依循的不是自發的，而開始逐漸自己選擇、控制自己的生命。在中國，則需要兩種覺醒，你必須跟統治相符。中國的問題就在于，總是去回避歷史。把歷史弄成一團迷云，前因后果就全不知道，所以歷史總是重演，成了一個總也過不去的輪回。
我說這些的意思是，有一種寫作，13歲以前的記憶就夠了，但是要有一種更加遼闊的寫作，就必須有這種歷史感。馬爾克斯說過，一個作家如果不關心政治就是罪過。帕慕克和庫切的作品，關于政治的東西非常多，充滿了隱喻，但是不生硬。這種東西如果剝離的話，就會發現生命的枯竭。一個人無法割離與時代的關系，就像無法選擇身體，你再討厭你的身體，也生來就這樣；另外，你不能選擇你生活的時代，不知道這個時代會發生什么。這些東西都作為一種印記，它會糾葛著你，而我們中國作家最大問題就在于此。第一，要有勇氣爭奪它。政府、體制用各種東西在贖買，國家設立一個獎項，戲劇的梅花獎，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那么勢必會造成一種混淆。比如在普通公眾心中，可能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東西就是中國最好的文學，獲五個一工程獎的是最好的戲、最好的劇本。他把美學的范式，利用集權的能力來進行混淆。所以說中國作家、藝術家最大的問題是，他天生的藝術本體能力就很差，因為他受這種東西影響太大，他讀的課文里都是這些。
比如獲了茅盾文學獎，就可以做到一個省的作家協會主席，就相當于一個正廳級干部，你要去人民大會堂，胡錦濤就可能接見你。真正的大作家，像1911年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獲諾貝爾文學獎，當時的比利時國王接見他，國王嚇得都打哆嗦。因為國王覺得他是一個世俗的君主，而作家是思想的王。
問：你的作品里有一種先鋒性？
答：我覺得先鋒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的概念已經過去了，但是作為一種抱負，都應該是一個先鋒。偉大的作家能寫出預言性的作品，他比這個時代更早感知到了不安，如卡夫卡，永遠是一個先鋒。他的語言建構使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為什么要有虛構的作品，虛構作品的意義在哪里。他提供了一種模型，我們通過解剖這個模型更好的理解我們現在正經歷的一切。這是虛構作品的一個重要價值。為什么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從很多方面去解釋他，如政治學、文學、美學等等，就是因為他是一面鏡子，看它才能夠明白。我認為作家有兩種，一種向后寫，就是所謂的守護。很多作家都認為他是傳統的守護者，我覺得可笑，因為有的人連傳統的概念都不懂。很多人寫鄉土，但是他守住的很有可能就是解放區以來的偽傳統，也許他連四書五經都沒有看過。
先鋒換種說法就是時尚，一些小眾的東西就是時尚，小劇場戲劇，一些前衛的電影。時尚的趣味就在于它與公眾之間保持距離，當公眾都跟上來的時候它就迅速轉變。這是先鋒在形式上的特點。
先鋒說白了就是一種反叛，它與時尚的區別在于，它是一個更加永恒的標的，就在前面，不會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