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葉靜宇 老周最近很糾結。今年7月，他在上海的一個新項目資金周轉出現了一些問題，于是回到溫州老家，向一家投資公司借了600多萬元，月息4分，借款3個月。按約定，這筆錢要到10月份才還，可是投資公司幾天前通知他，要提前一個月收款。

老周打聽到，自己的遭遇現在并非個案。“前段時間企業破產跑路的事情太多了，搞得人心惶惶，擔心借出的錢收不回來。”老周說。

根據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統計數據，今年3至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案件總標的金額高達9.31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億元。僅8月份以來，就至少有20起以上此類事件發生，其中有兩起大案，牽連集資額估計將達到數十億元、借貸者上千人。

對此，市場觀察人士近期也頻頻將“高危”的標簽，放在了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身上。“民間借貸的規模不斷增大，利率一再推高，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那么，現在可能就是危機爆發的前夕了。”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憂心忡忡地說。

江湖鏈條

長期以來，溫州民間融資扮演的角色，是正規金融的重要補充。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在2011年貨幣政策由“寬”入“緊”、融資需求卻未見降溫的情況下更加突出。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的創辦者方培林，就在2011年銀根收緊的情勢下，再一次看到了新商機。

方培林的做法主要是，通過高息回報的方式，拉攏儲戶到溫州的銀行開戶存錢，由此為銀行增加的貸款額度，則貸給方培林的客戶。這樣一來，企業盡管為中間渠道支付了數倍于銀行貸款利息的費用，但也成功獲得了貸款。

資金供需不平衡的關系，催生了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繁榮，但這場繁榮的參與者，除了像方培林這樣的正規軍，更多是無融資牌照的擔保公司、寄售店、典當行等。

家族從事民間借貸的萬風（化名）深諳其中的“江湖”體系。

上世紀70年代末，溫州人的融資方式叫做“呈會”，即親朋直接共同集資，輪流給彼此使用，使用者要支付利息。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這種互助形式慢慢催生出了資金“掮客”，他們真正把借錢當生意來做。資金“掮客”群體，日后成為催生各類擔保公司、典當行和寄售行主力，溫州民間金融生態也隨之歷經變更。

而到了最近幾年，溫州幾近“滿城借貸”態勢。公開資料顯示，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前段時間進行的一次民間借貸問卷調查，接受調查的對象中，有89%的家庭 (或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

萬風說，“滿城借貸”聽起來頗為夸張，但卻是很多溫州人認同的常態。他舉了個例子：一家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以1分多的月息，向某商業銀行貸出個人信用貸款20萬元。隨后，把這筆錢以2分月息，交給一個開擔保公司的親戚放高利貸。“這太普遍了，現在民間金融活躍，很多普通老百姓，也或多或少與高利貸沾上邊。”萬風說。

這種借貸，往往會以“擊鼓傳花”形式流轉。比如，A以1分月息把錢借給B；B又以1.5～2分月息借給C；C再把錢以2.5～3分的月息，借給某民間高利借貸機構（中間可以有更多的環節），然后，民間高利借貸機構又以更高利率借給D。

人人都是“食利者”。如果資金鏈沒有斷裂，他們都有可觀收入，民間借貸市場自然顯現所謂繁榮。而在這條資金鏈上，除了個人外，銀行、擔保公司、企業、投資公司都分別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整個鏈條環環相扣，共同造就了活躍的民間高利貸。

隱藏在其中的操盤者，是保證鏈條順暢運行的關鍵一環。老陳經營著一家房地產經紀公司，但實際上做的卻是高利貸操盤生意，即幫助客戶將房產抵押給銀行，或是通過“消費貸款、買車、裝修”等名目套出貸款。他坦言，“像我們做這個業務，肯定和銀行有關系”。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則是擔保公司，擔保公司通過擔保獲取銀行資金，然后用于放貸，最終成為民間高利貸的積極推動者。還有名目眾多的投資公司也是高利貸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不少更加商業化經營的高利貸者，則設立自己的投資公司，以投資公司的名義吸納外部資金，但從事著與經營范圍完全不一樣的業務，主要是利用一部分自有資金，再吸納其他閑余資金，集中起來放貸。”上述企業主告訴記者。

“跑路”潮起

當實業公司轉向投資時，溫州產業空心化的擔憂開始出現。

對于這類“公開注冊、私下運營”的投資公司，參與者多為民營企業主，“只要賬上資金能夠拿出來就都會拿出來流動，用作中短期的放貸。這種貸款利率相對低一些，也多被認為是當地民間借貸利率的參考標準”。

“很多民營企業經營并不容易，貸款短期內也難以獲得更多收益和利潤，拿去放貸顯然收益更高。”寧波市一位調劑商行的老板向記者透露，拿銀行資金做其他投資，如股市或者樓市，或者拿去放貸的民營企業不在少數。

分析人士指出，銀行需要重點審核的環節即主要為貸款用途、貸款人信用資質等。若無上述中介機構及銀行人士的“門路”，這些環節均難以通過。

普通人看重“食利”，做企業的人，很難無視這種狀況。“做實業賺錢不容易，倒不如放貸來得輕松，這幾乎成為商界公開的秘密。”萬風說。

而且，企業主很容易就能加入這個“圈子”。因為他們手頭有設備和廠房，可以抵押貸款。再加上溫州人多好投資，以致信貸資金用途經初期監控，后期便很難界定用途。賬面上看，貸款去向一點沒問題，而實際卻被用來放高利貸。

上述調查便提及，受訪的溫州中小企業中，有60%左右企業已參與民間借貸中。

周德文指出，目前中小企業利潤率已經低于貸款利率，企業的實際借貸成本已經達到100%，或者更高，而利潤率不過3%～5%，在溫州，關于企業主無力償還高利貸而“跑路”的例子并不鮮見。

溫州“跑路”現象也引起一些研究機構的重視。據里昂證券的民間借貸調研報告稱，溫州的民間未償貸款總量可能已經高達 8000億元到10000億元，由于一些本地企業開始破產，估計今年有10%～15%的未償貸款將會變成壞賬。

這些“跑路”的企業主幾乎都參與了民間借貸，溫州工業園區一分管經濟官員稱，一些企業主還涉及個人賭博，還有一些企業主放棄了主業，辦擔保公司，專放高利貸，現在銀根緊縮，房地產不景氣，資金周轉出現問題，被迫“跑路”。如果不介入民間借貸，情況會比較好一些。

溫州鐵通電器合金實業有限公司的股東之一范樂樂出走就緣于自己做了“老高”，坊間傳言，范樂樂的債務多數來自民間借貸，將親友的錢借來，然后將這些錢用于炒樓，或者對外放貸。而另外一些老板“跑路”則因無力償還高利貸。

周德文稱，如今的實體企業，利潤率也許只有3%～5%，對于他們來說，別說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難以承受。但又不得不借，不借就可能馬上倒閉，而借還存在轉機的可能。短期借高利貸還可以，但長期對于企業而言必然是致命的。

出路何在

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監測統計，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年化最高利率在40%左右。但周德文認為溫州民間借貸實際年化利率應高于40%。“官方數據來源于眾多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等中介機構提供的信息，這些被監測對象自身很可能也是‘高利貸’的供給者，由于自身的不正規經營，透露給官方的信息會有所保留。”

周德文稱，求助于民間借貸，能及時獲得續貸的企業或許會借此解決燃眉之急，并贏來轉機，但對于另一部分遭遇銀行削減融資額的企業而言，借助民間借貸融資則無異于飲鴆止渴。

因此，民間借貸陽光化運作，一直是業內人士呼吁的方向。不過，民間資本活躍的地方一直在探索。據張震宇透露，溫州市政府將會出臺新的措施來規范、引導民間的地下借貸。他強調，要“避免非法集資，避免出現金融風險”。

2011年1月1日出臺的溫州市委一號文件《中共溫州市委、溫州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城鄉統籌綜合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了“啟動民間借貸登記服務平臺建設試點”的舉措。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說，初步設想是成立一個名為“民間資本運作服務投資公司”的平臺公司，有閑置資金的人可以通過這一平臺來進行較高收益的合法放貸。

溫州市市長趙一德在2011年初表示，溫州將試點“農村資金互助聯合會”。此舉不僅將彌補農村金融供給不足，還能將民間借貸資金由地下引導到地上，實行陽光化操作。

股權投資是地方政府引導民資進入的重要行業，并被地方政府認為是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一種方式。溫州正在籌備設立該市第一家政府引導基金——溫州人股權投資（有限合伙）1號。在該引導基金中，政府出資10%，其他參與者基本上都是當地的民營企業，借以撬動更多的民營資金。

新型金融機構被認為是民間資本的另一重要出路。浙江省國際金融學會會長金雪軍曾指出，在規范民間金融方面，現在證明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是行之有效的，要加大推廣。小額貸款公司的成立，一方面吸引了民間資本，另一方面具有抑制民間借貸利率的作用。小額貸款公司的利率盡管可以達到基準利率的4倍，但在實際運作中，一般只有3倍左右。

瑞安華峰小額貸款公司總經理陳壽清表示，公司營業后對瑞安當地的借貸市場影響很大，一些擔保公司就稱以后生意難做了，無法和小貸公司競爭，好企業都找小額貸款公司了。

市場也一直期盼對規范民間放貸行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放貸人條例》盡早出臺，讓民間借貸盡早規范化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