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剛/文

作為哈耶克的第一個中國學生，周德偉在中國學術界一直是個被忽略的人物。最近臺灣出版了周德偉的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為我們理解這個人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

縱觀周德偉的一生，他其實一直處于某種邊緣狀態，并沒有進入政界及思想界的主流，但或許正是因為他的邊緣狀態以及反潮流的一系列舉動，使得他成為一個時代的先知。

周德偉，湖南長沙人，其父是典型的儒家士紳。幼年時周德偉即受良好的傳統教育，這一底色使得他對后來的白話文運動似有反感，后來他的文章多用淺近文言寫成。中學時他喜歡讀章士釗編輯的《甲寅》雜志，《甲寅》上的文章多文言，但雜志上對法治、憲政、人權的討論在當時則是第一流的。周德偉曾回憶道：“自讀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權利的觀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憲法上的主張，又得了人民授權政府的觀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狀的辦法。”

中學畢業之后，周德偉進入北大讀書。那一時期的北大正由蔡元培執掌，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時期。當時，多數新青年對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雜志《新青年》，對李大釗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都抱著濃厚的興趣，并深受其影響。但周德偉卻對《新青年》比較反感，對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曾回憶說：“《新青年》給時代影響甚大，但我不大喜愛，我嫌《新青年》的文筆太潑辣，分析及陳述不如《甲寅》及嚴氏譯述之精密而有系統”。對于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周德偉也曾回憶道：

1921年，鄧中夏、羅章龍邀余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余思入會研究也未嘗不可。一日，鄧中夏來訪，請余每周去長辛店講課，余曰：“余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去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余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余只知個人方有意義，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遂退出。

后來周德偉借孔子的話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沒有我自己，一切都沒有了。”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選擇中，他選擇了個人主義。而這正是自由主義者的價值判斷。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個人是關于自身事務的最好的裁判者。”

對于北大求學時代所讀的書，周德偉曾回憶說：“德文教師仍為德人海理威，在進入第二年，他不教小說及戲曲了，用顧孟余先生所編的《德意志科學論文選讀》，此書包含包爾生、龐巴維克、門格爾、維塞爾以及馬克思·韋伯等名家的選文約三十余篇，顧孟余先生于每一篇之末寫一作者簡歷以及學說提要。”

龐巴維克、門格爾以及維塞爾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據我所知，這應該是比較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在中國的傳播了。周德偉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曾讀這些人的書，這也為他將來師從哈耶克奠定了思想基礎。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周德偉還對埃德蒙·伯克的書感興趣。眾所周知，伯克最著名的書即《法國革命反思錄》，周德偉因為對伯克的興趣，進而對法國大革命以“自由”的名義實行專制有了切身體會。

周德偉的這一思想傾向，也與當時的新青年迥然有別。在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雜志多標榜法國大革命，受其影響，當時多數青年對法國大革命不僅不警惕，反而推崇有加。

后來，由于父母的疾病，周德偉未及畢業就踏入社會。而后，因為聽了汪精衛的演講，深為汪的言論所感染，遂加入國民黨。但因書生氣太濃，通過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對其也不甚滿意，因此多數時候周德偉都是國民黨的邊緣人物，對于國民黨的政黨活動并不甚積極。

對于“三民主義”，他曾回憶說：

我此時已讀了英國憲法及若干法理學、社會學、哲學，知道民主必建基于法治之上，只有法高于一切（The　Supremacy　of　Law），沒有領導人物高于一切之理。法的主旨是保障人權，人權就是“個人自由”，孫先生反說中國個人自由太多，而以公權（Civil　Right）解釋為民權，將政府的政權（Political　Power）解釋為“能”，政府萬能，人民為阿斗，此一主張何能達到民主法治？

周德偉對法治的尊崇，使他對于當時胡適提倡的“好人政府”也頗不滿意，周認為好人政府本質上也是人治而非法治。后來他曾在天津編輯《天津雙周》，在雜志上鼓吹人權與法治，因受到埃德蒙·伯克的影響，他對于革命的看法極為深刻。對于這一時期所寫的文章，他曾回憶道：

近世革命一辭出于西方之Revo-lution，大都亦只指推翻無道之政府，非指推翻歷世相傳之文化及社會生活之基礎。惟法國大革命之領導人物，相信自己有超人之智慧，可以一舉掃蕩一切彼等認為不合理之制度及事象，奇跡可以一舉產生，乃濫用“自由”一術語，倡言“人有攜帶武器之自由，有殺反革命之自由”。但誰為反革命，亦亂點鴛鴦譜耳，故羅蘭夫人臨刑時，即曰：“自由，自由，天下之罪惡，均假汝之名行之。”

周德偉頗推崇英美革命而對于法國大革命則深為警惕，他的這些對于革命的思考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成熟，后來中國學術界反思革命的激進傳統，走的正是反思法國大革命的思想路徑，其代表作則是朱學勤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1930年代，周德偉通過鐵道部公派留學，進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書。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出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們大都是拉斯基的學生，但周德偉似乎對拉斯基不感興趣，他更青睞哈耶克。在回憶錄中，他寫道：“余自入研究所后，選擇哈耶克為指導教授，對彼所主持之討論班從未間斷參加，仍每兩星期訪羅賓士一次，報告學業。對負盛名之拉斯基（H.J.Laski）、湯納（R.H.Tawney）及?？怂梗↗.R.Hicks）等人，在課業外各僅會談一次。”

周德偉跟著哈耶克系統地研究了當時的經濟理論，尤其是當時興盛一時的凱恩斯主義，在哈耶克的影響下，周德偉認定凱恩斯主義最終將導致經濟之解體。緊接著，在哈耶克的推薦下，周德偉進德國柏林大學讀書，寫《中立貨幣論》。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周德偉回到中國，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傳播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說。在《湖南大學志》中，他曾夫子自述道：“周氏傳播英奧及北歐諸國學說，闡發自由精神，力辟共產主義，并對抗當時統制經濟之潮流，由是經濟系從游者日眾，成為最大之一系。”

不僅如此，任教湖南大學期間，周德偉還曾主辦刊物《中國之路》，系統論述自己的主張。他曾回憶道：“在《中國之路》上，余每期均有文章數篇，憶第一篇為《法治之路》，主旨在反對獨裁政制，師英人休謨、析爾克、白芝浩等之說，重法治下之個人自由。第二篇為《自由之路》，本古典學派亞丹·斯密山及近人米塞斯及哈耶克之說，力主自由企業發揮個人之創發力。時余已熟知哈耶克之初期著作，對于其集體主義之經濟，凡反駁社會主義之論據尤為嫻熟。”

由此可見，在抗戰時期，哈耶克的思想已經進入中國的大學課堂并得到了廣泛傳播。后來哈耶克在1940年代出版了他名盛一時的作品《通往奴役之路》，并曾將此書簽名送給周德偉。

如果我們反思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傳統，其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大多來源于拉斯基。不論是羅隆基還是儲安平，都對政治學感興趣，卻忽略了經濟學。受拉斯基的影響，他們在民國時期的主張多是第三條道路。在經濟上，他們追求平等，進而主張實行蘇俄的計劃經濟。在政治上，他們追求民主，進而主張實行英美的民主憲政。這種自由主義傳統，其實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傳統。對于平等的追求使得他們對于統制經濟頗有偏好，這或許就是他們后來陷入蘇俄迷霧的思想動因。但如果追尋民國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周德偉則是絕無僅有的一位?？v觀民國知識分子，如果我們找尋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似乎可以從嚴復—梁啟超—《甲寅》時代的章士釗——周德偉找到一點依稀的思想脈絡。而這，才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正途。

1949年，周德偉去了臺灣，并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紹給殷海光與胡適，由殷海光翻譯并在《自由中國》上連載，此舉引起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反思，胡適就曾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公開懺悔自己從前的一些主張。

從對白話文運動、《新青年》及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到對自由、民主、法治等等的理解，到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學說的推廣……這一系列反潮流的舉動使周德偉在那個時代顯得那么“不合時宜”，但卻重新改寫了中國的自由主義譜系。

此外，這本書除了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反潮流的周德偉之外，也對研究當時社會的人物、事件，還原那個時代的歷史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因為周德偉本人就身處一個大動蕩的時代，他曾與當時的思想界、政界的許多人物有過往來，這些在這本回憶錄中多有涉及。例如，在對民國軍閥的認知上，周德偉獨獨推崇趙恒惕。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曾掀起一陣聯省自治的風潮。這一熱潮的代表人物乃是廣東的陳炯明與湖南的趙恒惕。趙在當時曾任湖南最高長官，在他的任期內還曾起草過《湖南省憲法》，今人反思那一時代的歷史，對陳炯明已有翻案，但對趙恒惕的認識還遠遠不夠，通過周德偉的回憶錄，我們可以重新認識這個人。

又如，章士釗。因為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曾入選中學課本，許多人對于鎮壓三一八學潮的章士釗深惡痛疾，殊不知，三一八學潮并不是那么簡單，學潮背后其實是黨派的爭斗，而青年學生恰為黨派斗爭的工具與犧牲品。與此同時，面對學潮，章士釗的態度似乎也不像教科書上所描繪的那樣兇蠻霸道，對此周德偉曾回憶道：“蔡元培旋離北京，以蔣夢麟代理校務。李石曾、吳稚暉等憎章行嚴運用段執政之力量出長北京大學，遂百計毀之，凡段執政一切不得人望之舉動，均造謠咎于章，尤其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學生大請愿之事，死學生多人，吳、李均誣指章為主使人。實則章曾力勸段愛護學生，厥后章在《甲寅》上有極憤慨之陳述，謂若輩之所為，無非欲使政府內無一讀書明理之人。”

除此之外，在回憶錄中，周德偉對當時的北伐、寧漢合流以及此后的西安事變都有詳盡的回憶，其個人回憶足以讓我們重新審視民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