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張宏 30年前，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發布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重要文件。在30年后的今天，我們回顧并重溫這一重要文件，仍為當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決心與魄力而感嘆，而不斷地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建成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這一文件留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1981年的中國，正處于“文革”內亂終結后不久，全國經濟剛剛恢復正常運轉的艱難年代。全社會思潮涌動，黨內黨外的人們對于未來的社會發展看法紛紜。這份綱領性的文件對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所作出的貢獻與所犯下的錯誤進行了階段性的總結，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進行了評價，為此后中國社會、經濟30年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而在30年后的今天，我們同樣處于一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的復雜局面。在經濟方面，國際經濟形勢一波三折，而國內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減弱，如何保持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成為待解的難題；在社會民生方面，通脹加劇令民眾財富縮水、生活水平下降，高房價綁架了城市居民，貧富差距問題突出，社會矛盾層出不窮；而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方面，司法改革進展遲緩，司法公正性與獨立性屢屢受到地方行政機構的掣肘干預，甚至在一些領域出現了倒退的苗頭，官員貪腐案件不斷曝出，且涉案金額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之地步。

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可能要面臨的將是一個蛋糕增大緩慢、利益格局需要重構的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既得利益集團以各種名目反對繼續改革開放、甚至要求倒退的呼聲漸起，改革形勢變得更加復雜與微妙。也正是在這樣的復雜局面下，重溫《決議》對于我們未來社會發展與改革開放事業的繼續推進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應該注意到的是，《決議》的產生是經由4000多位人士的共同討論而最終成形的，是民主討論基礎上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決議》在總結建國以來執政的經驗教訓時也沉痛地指出，“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沒有高度民主的機制，我們就難以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重演，也難以保護我們30年來努力奮斗所獲得的成果。

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應加快自身的黨內民主建設。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周年講話中也指出要“發展黨內民主，積極穩妥推進黨務公開，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

黨內民主事關執政黨的生機與活力，黨務公開有利于將黨置于全體普通黨員、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各民主黨派的監督之下，從而少犯錯誤并不犯獵誤。黨內選舉制度是實現黨內民主的重要途徑，應穩妥引入差額選舉，從而保障黨內選舉這一制度能起到實效，增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約束與激勵作用。在選舉過程中，也可通過公開競選的做法，讓媒體介入以獲得更大的透明度與民眾認同感。

其次，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新時期的重要任務，這一領域的理論創新、思想解放對于我們未來發展至關重要。歷次思想解放獲得的成效證明，只有讓馬克思主義理論深深扎根于中國實際，才能對我們的事業起到真正的引領作用。同樣，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難題面前，我們既需要有創新式的理論飛躍，也要沉下來觸摸中國目前的現實發展階段。

在當前格局下，改革已不再是以往“摸著石頭過河”那樣純粹依靠實踐經驗就可以獲得突進，而是既需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總體規劃，也需問計民間，歸納總結地方改革試點先進經驗并在全國推而廣之。只有通過既有綱領、又有具體方式方法的指導意見，才能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認識，打好改革開放的“攻堅戰”。

其三，提高民眾對政府決策的知情度與參與度，也是加快建成民主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在互聯網與移動通訊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民眾接受的信息紛繁復雜，民眾的獨立判斷意識與民主意識也得到很大提高。一味地講求穩定，靠“堵”而非“疏”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問題，無疑只會更大地激起民憤，引起不良的社會效果。應該創造條件鼓勵更多民眾參與到社會和行政事務中來，讓他們擁有更完備的監督建言渠道與方法。同時，也應積極發揮媒體在緩和社會沖突、監督約束行政權力方面的功能，讓媒體直言敢言，暢所欲言。

在《決議》發布30年后的今天，我們既感嘆于當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勇氣，也深知《決議》中提及的諸多重要工作至今尚待我輩努力。民主是《決議》得以產生、發布的重要基礎，也是《決議》留給我們的重要精神財富。在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征途上，我們仍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