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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孚:拆掉語言的柏林墻
    導語:英孚在中國的學校擴大到了近140所。唯一不變的也許是,中國人學習英語還是那么吃力。

    經濟觀察報 張邦松/文

    波士頓的查爾斯河和它流經的這個城市一樣,都有一種安靜的氣質。盡管波士頓是美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但生活在這里的人很清楚如何與自然保持適當的距離,他們之間肯定是達成了一種默契,以至于在河邊運動的人和散步的野鴨基本都不太在意彼此的存在。英孚教育集團的8層大樓也許是這條河邊最現代的建筑之一,但它仍顯得低調而樸素——在這個清教徒建立的城市里,大部分建筑都秉承了類似的風格。
    如果說這棟大樓有什么地方能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話,那就是矗立在它門口的那塊高大的柏林墻。那是德國統一后一位友人送給英孚創始人Bertil Hult的,作為那段被拆除的歷史的一部分,這道墻在英孚仍延續了它一貫以來的象征意義,即一種被打破的隔閡。這正是這家語言培訓公司事業的核心內容——“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語言、文化、地域的阻隔”。
    說到打破隔閡這件事,誰都無法忽略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正在面臨的彷徨。全球化浪潮讓中國人更加渴望與世界接觸,但他們的熱情卻被落后的外語教育方式所遏制。應試教育和天生內向的個性讓很多中國知識階層在接受十多年的教育后,仍然沒有勇氣用另一種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
    當然,這個現象并非毫無正面價值,至少,它讓很多語言培訓公司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私人英語培訓市場已超過300億元。這個數字真正令人樂觀之處在于,它還在不斷膨脹。英孚中國區CEO費比然(Bill Fisher)對中國人的英語學習熱情嘆為觀止:“中國學生的學習熱情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除了日本。”
    作為世界最大的私人英語教育機構,英孚很早就看到了這個機會。當1994年英孚在中國的第一家英語培訓學校在上海成立時,英語培訓還是一個新鮮事物。除了在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時一片茫然外,英孚進軍中國的決策算不上冒險。因為在當時,世界500強的大公司已經在中國展示了它們的活力,它們對本地員工的需求讓英孚這樣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腳。在早期,英孚主要的業務幾乎都與這些大型跨國公司有關。
    費比然對中國的關注還要更早些。在常青藤大學之一的布朗大學學習期間,他發現學校圖書館的書架上出現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書,而原先那個位置擺放的都是諸如“日本如何成功”之類的書籍。費比然意識到風向變了。但他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逐漸聯系到一起,是在他敲開了英孚傳世人Bertil Hult的辦公室大門之后。這個沖動的計算機系學生試圖說服Bertil Hult為自己開發一款語言學習軟件投資,最后的結果是,他被Hult說服了,加盟了英孚。“我事后才知道Hult先生其實很討厭電腦這類東西。”費比然說。但作為一個有遠見的商人,Hult在做商業決策時并沒有被自己的個人好惡所左右,他對費比然委以重任。費比然于1993年創立了英孚教育多媒體部,并于1996年上線升級為英孚教育的在線學習網站,即Englishtown.com。
    Englishtown.com是語言教育和互聯網技術結合的嘗試,它針對公司和成人提供全天候、無國界在線英語培訓服務,最終成為英孚教學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在有超過1000萬的學員在運用這個體系。在此后10年的時間里,費比然一直擔任Englishtown.com的總裁和首席執行官,直到他被委以更重要的職位:中國區CEO。
    2006年的中國已經和英孚剛剛進入時迥異。這個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中國經濟的組成中,除了跨國公司,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也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優勢地位,他們都對走向世界懷著掩飾不住的興奮。而英孚在中國的學校也擴大到了近140所。唯一不變的也許是,中國人學習英語還是那么吃力。
    所以當費比然說自己是帶著“幫助中國人學習英語”的使命來中國的時候,并不讓人覺得矯情。這正是英孚總部門口那道柏林墻所展示的價值觀。一個真正成功的商業公司應該有更大的格局,因為盡管中國市場遍地黃金,但兩眼只能看到金子的公司,最終往往很難成為這些金子的主人。
    但光有價值觀顯然不夠。對于幾乎所有跨國公司來說,理解中國市場都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英孚剛進入中國時,教育牌照遲遲拿不下來,英孚教育集團主席,創始人Bertil Hult之子菲利普·霍特(Philip Hult)對此感到非常困惑,因為這在美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我們開始的時候可能比較天真。”菲利普說。
    更大的挑戰來自于如何讓中國學習者“真正地”掌握英語。常規的學校教育一直沒有很好的做到這一點,這對英孚來說是能否成功的關鍵。最初,英孚采用的是同一標準的模塊教學,給所有人一樣的東西,但他們很快發現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費比然說,中國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區別是中國的學生他們腦子里有很多很多東西,他們有語法、有詞匯,但是他都不說,而且都說不出口,這跟巴西或者意大利人剛好相反,他們可以拼命地說,不停地說,但是他腦子里沒東西,沒有語法、沒有詞匯,所以他經常犯一些很可笑的錯誤。”
    “我們需要找到一個途徑,它能夠消除人們對英語學習既愛又恨的復雜情緒。”費比然說。英孚要做的其實就是要為學員創造一個非常正面積極、讓他們不再害怕說話的環境,真正用英語進行交談。他認為“那些吸引你的東西,正是教育者要尋找到的奧秘所在”。
    所以,除了每次上課時在教室里與外籍教師的對話外,費比然認為要找到一個方法,把學生的興趣與學習結合起來。技術出色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互聯網和IT技術。他自稱是一個技術型的狂熱分子,喜歡各種各樣的3C產品。事實上,很多年輕人和他有同樣的愛好。那么為什么不把這種愛好和英語學習結合起來呢?他認為,未來的英語學習是無時不刻、無處不在的,學員可以通過上電腦、智能手機、iPad等設備,隨時隨地與老師互動。
    為此,英孚研發了一套Efekta(TM)教學系統,這套系統通過在線英語教師以及新穎的教學視頻進行網絡教學。英孚認為,當學生們感興趣,又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時間表來安排學習并控制進度時,他們的學習效果可以最大化。
    費比然在一篇關于語言學習的文章中闡述了自己對于未來語言學習的觀點:這是人們在數字化時代的需求——學習是互動的,多維式的。這個時代,我們必須告別傳統的單一維度的學習——一個老師、一本書和一間教室。同時,要用游戲和互動練習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在中國市場逐漸積累的經驗增加了費比然的底氣,目前,中國已經是英孚除北美外最大的市場,而費比然在2009年就非常自信地表示:五年之內中國將成為英孚最大的市場。除了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外,英孚同時也把注意力轉向了一線活躍的二、三線城市。在他看來,根據英孚的業務模塊不同,英孚在各線城市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很多新興的二、三線城市目前還是市場空白,“進入時根本不用考慮決策是否正確”,因為市場就在那里。而看似競爭激烈的一線城市其實潛力依然巨大。“如果在上海再開20個學校,也許有人會說已經很多了。但是你看一下東京,東京有成千上萬的英文學校,它可能在每一個街角、每一個社區就有一個英語學校,而我們希望有朝一日上海和北京會成為像東京一樣的市場。”費比然說。

    波士頓的查爾斯河和它流經的這個城市一樣,都有一種安靜的氣質。盡管波士頓是美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但生活在這里的人很清楚如何與自然保持適當的距離,他們之間肯定是達成了一種默契,以至于在河邊運動的人和散步的野鴨基本都不太在意彼此的存在。英孚教育集團的8層大樓也許是這條河邊最現代的建筑之一,但它仍顯得低調而樸素——在這個清教徒建立的城市里,大部分建筑都秉承了類似的風格。

    如果說這棟大樓有什么地方能給參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話,那就是矗立在它門口的那塊高大的柏林墻。那是德國統一后一位友人送給英孚創始人Bertil Hult的,作為那段被拆除的歷史的一部分,這道墻在英孚仍延續了它一貫以來的象征意義,即一種被打破的隔閡。這正是這家語言培訓公司事業的核心內容——“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語言、文化、地域的阻隔”。

    說到打破隔閡這件事,誰都無法忽略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正在面臨的彷徨。全球化浪潮讓中國人更加渴望與世界接觸,但他們的熱情卻被落后的外語教育方式所遏制。應試教育和天生內向的個性讓很多中國知識階層在接受十多年的教育后,仍然沒有勇氣用另一種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

    當然,這個現象并非毫無正面價值,至少,它讓很多語言培訓公司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私人英語培訓市場已超過300億元。這個數字真正令人樂觀之處在于,它還在不斷膨脹。英孚中國區CEO費比然(Bill Fisher)對中國人的英語學習熱情嘆為觀止:“中國學生的學習熱情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除了日本。”

    作為世界最大的私人英語教育機構,英孚很早就看到了這個機會。當1994年英孚在中國的第一家英語培訓學校在上海成立時,英語培訓還是一個新鮮事物。除了在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時一片茫然外,英孚進軍中國的決策算不上冒險。因為在當時,世界500強的大公司已經在中國展示了它們的活力,它們對本地員工的需求讓英孚這樣的公司得以大展拳腳。在早期,英孚主要的業務幾乎都與這些大型跨國公司有關。

    費比然對中國的關注還要更早些。在常青藤大學之一的布朗大學學習期間,他發現學校圖書館的書架上出現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書,而原先那個位置擺放的都是諸如“日本如何成功”之類的書籍。費比然意識到風向變了。但他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逐漸聯系到一起,是在他敲開了英孚傳世人Bertil Hult的辦公室大門之后。這個沖動的計算機系學生試圖說服Bertil Hult為自己開發一款語言學習軟件投資,最后的結果是,他被Hult說服了,加盟了英孚。“我事后才知道Hult先生其實很討厭電腦這類東西。”費比然說。但作為一個有遠見的商人,Hult在做商業決策時并沒有被自己的個人好惡所左右,他對費比然委以重任。費比然于1993年創立了英孚教育多媒體部,并于1996年上線升級為英孚教育的在線學習網站,即Englishtown.com。

    Englishtown.com是語言教育和互聯網技術結合的嘗試,它針對公司和成人提供全天候、無國界在線英語培訓服務,最終成為英孚教學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在有超過1000萬的學員在運用這個體系。在此后10年的時間里,費比然一直擔任Englishtown.com的總裁和首席執行官,直到他被委以更重要的職位:中國區CEO。

    2006年的中國已經和英孚剛剛進入時迥異。這個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中國經濟的組成中,除了跨國公司,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也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優勢地位,他們都對走向世界懷著掩飾不住的興奮。而英孚在中國的學校也擴大到了近140所。唯一不變的也許是,中國人學習英語還是那么吃力。

    所以當費比然說自己是帶著“幫助中國人學習英語”的使命來中國的時候,并不讓人覺得矯情。這正是英孚總部門口那道柏林墻所展示的價值觀。一個真正成功的商業公司應該有更大的格局,因為盡管中國市場遍地黃金,但兩眼只能看到金子的公司,最終往往很難成為這些金子的主人。

    但光有價值觀顯然不夠。對于幾乎所有跨國公司來說,理解中國市場都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英孚剛進入中國時,教育牌照遲遲拿不下來,英孚教育集團主席,創始人Bertil Hult之子菲利普·霍特(Philip Hult)對此感到非常困惑,因為這在美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我們開始的時候可能比較天真。”菲利普說。

    更大的挑戰來自于如何讓中國學習者“真正地”掌握英語。常規的學校教育一直沒有很好的做到這一點,這對英孚來說是能否成功的關鍵。最初,英孚采用的是同一標準的模塊教學,給所有人一樣的東西,但他們很快發現這在中國是行不通的。費比然說,中國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區別是中國的學生他們腦子里有很多很多東西,他們有語法、有詞匯,但是他都不說,而且都說不出口,這跟巴西或者意大利人剛好相反,他們可以拼命地說,不停地說,但是他腦子里沒東西,沒有語法、沒有詞匯,所以他經常犯一些很可笑的錯誤。”

    “我們需要找到一個途徑,它能夠消除人們對英語學習既愛又恨的復雜情緒。”費比然說。英孚要做的其實就是要為學員創造一個非常正面積極、讓他們不再害怕說話的環境,真正用英語進行交談。他認為“那些吸引你的東西,正是教育者要尋找到的奧秘所在”。

    所以,除了每次上課時在教室里與外籍教師的對話外,費比然認為要找到一個方法,把學生的興趣與學習結合起來。技術出色的他很自然地想到了互聯網和IT技術。他自稱是一個技術型的狂熱分子,喜歡各種各樣的3C產品。事實上,很多年輕人和他有同樣的愛好。那么為什么不把這種愛好和英語學習結合起來呢?他認為,未來的英語學習是無時不刻、無處不在的,學員可以通過上電腦、智能手機、iPad等設備,隨時隨地與老師互動。

    為此,英孚研發了一套EfektaTM)教學系統,這套系統通過在線英語教師以及新穎的教學視頻進行網絡教學。英孚認為,當學生們感興趣,又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時間表來安排學習并控制進度時,他們的學習效果可以最大化。

    費比然在一篇關于語言學習的文章中闡述了自己對于未來語言學習的觀點:這是人們在數字化時代的需求——學習是互動的,多維式的。這個時代,我們必須告別傳統的單一維度的學習——一個老師、一本書和一間教室。同時,要用游戲和互動練習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在中國市場逐漸積累的經驗增加了費比然的底氣,目前,中國已經是英孚除北美外最大的市場,而費比然在2009年就非常自信地表示:五年之內中國將成為英孚最大的市場。除了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外,英孚同時也把注意力轉向了一線活躍的二、三線城市。在他看來,根據英孚的業務模塊不同,英孚在各線城市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很多新興的二、三線城市目前還是市場空白,“進入時根本不用考慮決策是否正確”,因為市場就在那里。而看似競爭激烈的一線城市其實潛力依然巨大。“如果在上海再開20個學校,也許有人會說已經很多了。但是你看一下東京,東京有成千上萬的英文學校,它可能在每一個街角、每一個社區就有一個英語學校,而我們希望有朝一日上海和北京會成為像東京一樣的市場。”費比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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