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評論員 謝良兵 媒體報道的兩則消息吸引了人們注意：一是自6月中旬起，北京大興區、朝陽區、海淀區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近3萬名外地戶籍學生；第二則是，“希望工程”計劃在10年內為非洲募建1000所希望小學，每所擬定150萬元人民幣。

一方面是集中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另一方面卻是為了所謂的國際形象不惜重金讓“希望工程”走出國門。有哲人曾說過：“每關閉一所學校，就必須開設一座監獄”或“多建一所學校，就少建一座監獄。”話放在這兩件事上，卻怎么都不是滋味。

在昨日的朝陽區某打工子弟學校被強拆現場，滿是受傷的外地心靈。但顯然，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傷害的不僅僅是這些外地戶籍家長以及他們的隨遷子女，還有作為首善之區的首都北京的城市形象，更有民眾對于政府的信心。

“我們也為北京做了貢獻，我們的孩子為什么不能接受教育？”這是強拆現場一位家長的疑問?！读x務教育法》第二條明確規定：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

但囿于現有的戶籍制度的限制，這些隨著父母來到另一個地方的孩子們，卻難以真正享受接受教育的權利。數據顯示，中國有2億多流動人口，全國約有1167萬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打工子弟學校是民間自我教育的一種手段。

如今，這種自我教育手段因獨立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而在北京遭遇滅頂之災。秋季開學在即，孩子們怎么辦？政府解釋，這些孩子會被分流到公立學校，然而經歷過此的家長卻深知，種種條件限制如“五證齊全”等，最終還是會將孩子關在學校大門之外。

北京的這種做法，其實是年初開始的“調控人口”的延續。誠然，北京近2000萬的人口規模的確造成了各種資源的承載力難題。但一味地依靠行政手段將外地人趕出北京，卻不應該是一個極力要求別國承認自己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所為。

更何況，關于人口承載力的問題，仍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很多國際化大都市諸如紐約、東京、倫敦等人口規模遠甚于北京，但這些城市并未發生類似以行政手段拒絕所謂外地人進入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為政者深知，自由遷徙是人的基本權利。同樣的，在居住地接受教育，并且在就讀地參加中、高考也是人的基本權利。

戶籍制度人為地制造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利益糾葛和矛盾。這種矛盾在今年顯得尤為突出。此前在廣東省增城等地發生的兩起本地人和外地人沖突事件，讓當地政府意識到，如何讓外地人真正融入當地，是件相當重要并且刻不容緩的事情。

因此，關閉打工子弟學校，傷害了社會的公平與公正，從為政者的角度而言，也傷害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如何吸取教訓，避免廣東沖突的再次發生，是此番主張關閉打工子弟學校所在地政府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