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

溝口雄三先生突然去世，在中國思想界掀起了波瀾，三聯書店以最快速度出版了一套文集，悼念這位睿智而謙和的學者，以此為契機，懷念溝口先生的儀式恐怕才剛剛開始。在中國學術界的印象中，溝口之所以有名，緣于一種說法，說他打破了日本人只會做饾饤瑣碎學問的印象，寫出了創意迭出的那本《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曲折與展開》，更有學人極口稱贊溝口先生是日本最有思想的學者，這大概是指他在中國學領域內所做出的貢獻。然而，至今為止，對溝口先生所謂最有“思想”的評價到底應該落實到何處，似乎大家并不十分清楚。我以為評價溝口的貢獻，極應防止封閉于專門學的評判系統中，我們紀念他，不是在于痛失了一位研究具體中國歷史的學者，而是失去了一位最能體己般地溝通兩個民族歷史認知習慣的智者，因為這兩個民族近百年來一直深陷于相互誤解的情緒中而難以自拔。

溝通的努力比較突出地體現在溝口先生生前發起的“中日知識共同體”的構想與實踐中。在具體搭建這個知識共同體平臺時，溝口發現兩國知識人在話題選擇上出現了錯位，由此引發了他對如何建立雙方共通歷史認知路徑的再思考。讓溝口大感意外的是，在討論議題的設置時，當日本學者提出以戰爭記憶和認知作為共同關注的話題時，中國學者卻反而希望以“三農”（農民、農村、農業）為核心議題，對戰爭記憶問題采取了回避的態度，這大大出乎日本學者的意料。也就是說，中國學者雖然也認可抗議日本政府逃避戰爭責任，堅不謝罪的僵硬立場等行為，但把不斷追究日本謝罪這件事推給了政府，還有一種心態認為，“謝罪”本身就是一種理所當然應該付諸表達的態度，根本不需要討論，也無法討論，不具有思想探索的價值。在這類心態支配之下，日本政府為什么不謝罪，連帶著日本人民為什么如此“麻木”，日本知識界與政府之間在“謝罪”態度上是否有差別等等問題都不在關心范圍之內。這樣一來，圍繞“謝罪”所形成的一系列歷史認識差異就自然被排除出了中國人的視野。似乎只是在每年的戰爭紀念日或日相參拜靖國神社時，這部分記憶才被喚醒，才會轉換成民族主義儀式般的抗議行動。

對日本侵略中國這段歷史，中國人不時爆發的間歇性情緒亢奮與學理探討上的闕失冷漠，兩者所構成的巨大反差，正是溝口憂心的出發點。一方面，當有些人打著“科學”旗號，以三十萬人被屠殺的數字不夠準確為由否認“南京大屠殺”存在的真實性時，溝口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嚴正批判那些打著“科學”考證招牌遮蔽戰爭真相的做法，呼吁把戰爭情感和受害意識納入討論的范疇，以此拒斥對戰爭責任的推脫。他打個比喻說，某個鄰國士兵侵入到某個國家從事強奸掠奪活動，一個少女事后出來控訴說一個身高兩米多的彪形大漢強奸了她，鄰國卻以軍隊中并沒有兩米高的士兵為理由，只承認搶劫罪行卻否認強奸罪的成立。這個比喻顯示的是情感記憶與事實記憶之間存在著出入，對于少女而言，“兩米”這個數值并非是關于事實的記錄，而是她內心恐怖心理的象征，亦即情感記憶。而鄰國卻企圖以某個局部事實出現錯訛為借口否定強暴真相的存在，顯然是荒謬的。

另一方面，溝口又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注意，日本內部對戰爭受難的錯位式教育，使得日本人自小的戰爭記憶和相關思考與中國人相比有著極大的差異。簡言之，中國人受害記憶的關鍵詞是“南京”，日本人受害記憶的關鍵詞是“廣島”。日本人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當亞洲各國都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蹂躪時，只有日本挺身而出，率領東亞人民多次擊退西方的入侵，從而慘遭美國原子彈的襲擊，最終成為戰爭的受害者。在這樣一種認知結構的支配下，正如其教科書中所描述的，日本對中國領土侵略的表述，自然就會被轉換成“進入”，意思是幫助中國一起抵抗西方入侵，建立一種亞洲親善的共同體，至于在戰爭過程中發生的各類血腥屠殺，不是被縮小淡化乃至干脆予以遮蔽，就是被理所當然地描述為共同抗敵所付出的代價。“南京”屠殺不但不是關鍵詞，對屠殺人數準確與否的有意糾纏，其背后暗示的潛臺詞反而是，所謂“南京”屠殺不過是對一場常規戰損失數字的有意夸大。

我有一次去日本靖國神社內的“游就館”參觀，當場驗證了溝口先生的判斷。“游就館”是陳列日本近代歷史的紀念館。在館內一個很顯眼的位置上，令人吃驚地掛著一張很大的地圖，上面用四處游走的各色箭頭清晰地標示著西方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侵略路線，而日本的進軍路線也不時在地圖顯示的中國空間里出現，雖然可能五顏六色的指示箭頭顯示出的戰爭場面與我們中國戰略地圖中所表現出的抗戰格局大致不差，可其解釋出的含義卻完全相反，這張圖給人的感覺是日本在幫助中國處處防守西方敵人的入侵，我們的地圖卻往往展示的是抗日烽火遍地燃燒。假設如果我是日本人，也沒有受到中國近代史的教育，而是一開始就在這張“抗敵”示意圖的引領下，接受日本近代史課程的教化，很難想象自己會相信我的祖國曾對南京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反而可能對中國政府的宣傳感到不滿。

在游就館中，還有一個場面最具視覺沖擊力。那就是整整一面墻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所有在對美戰役中戰死的自殺式飛行員的照片。據隨行的朋友介紹，日本人曾不惜一切代價收集這些照片，發誓要一張不落地把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完整展示在世人面前，后來他們果然做到了，如此行事充分反映出日本人的執著?？吹竭@面密布遺照的悼墻，我內心的震撼在于，這種英雄主義教育產生的視覺撞擊不但不比咱們那些抗日戰爭影視作品表現出的沖擊力弱，反而因為日本人在事實考據方面一貫秉持認真精神，其細節展現更具真實性，更易令人感動。為了印證一下這類教育的效果，我特意翻閱了一些留言薄，發現里面不少留言都表達了對自殺式飛行員的懷念，和日本人抵抗西方侵略歷史的崇敬之意，就是在這樣的敘述框架下，日本的侵略行為成功地得到了有效遮蔽。

溝口先生令人尊敬之處，乃是在于充分理解雙方對歷史感受的差異性，卻又畢其一生不懈地尋究此差異產生的歷史起因，力求超越情緒化的表層宣泄。在他的思考中，對戰爭責任的追究不應局限于對所謂“科學”細節的認知上，而應深入到歷史思考和教化方式的差異方面，甚至應該深入到對雙方共享的歷史誤區進行澄清這個層面。溝口發現，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日本始終保持著一種“謝罪的傲慢”，骨子里仍認為，中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始終落后于日本，盡管戰敗，也是敗于美國之手，并非在“近代化”的意義上敗于中國。中國則通過揭露日本軍隊的殘酷行為，在內心深處持續抵抗日本人的優越感，因為其“謝罪的傲慢”恰恰刺痛了中國人的自尊。但這種抵抗不但不會贏得尊重，反而陷入了不得不承認日本一直處于近代優越地位的兩難之境。中國對日本的抗議就像一個“飛去來”器，反過來可能傷了自己。

溝口認為，雙方發生齟齬的原因乃是在于均持有以西歐標準看待本國歷史的近代史觀，構成了一種誰先學好歐美誰當老大的奇怪念頭，正是在歐化的意義上區分優劣的思想孕育出中日兩國歷史認知發生齟齬的怪胎。日本一直以為，自身近代化領先于亞洲是成功實施了“脫亞入歐”戰略的結果，可實際上中國近代的歐化程度并不低于日本，日本也并非成功地實現了“脫亞”，只不過是更早一些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化。無法“脫亞”的證據是，日本一直保有以中國為媒介比照自身是否具有優越性的癖性，顯示出歷史遺留的陰影。其實在溝口看來，中日兩國步入近代的道路均繼承了各自歷史文化的遺產，并非完全是西方模式支配的結果，比如日本是從諸藩割據逐漸向擁戴天皇的集權體制過渡，中央勢力不斷擴大，中國則恰恰相反，乃是通過地方分權模式推翻了清朝的集權統治。兩者的變革均緣于內部的要求。西方只是起到“橫斷面”的觸媒作用，誘發的是“縱斷面”中歷史資源的繼承和使用。照此看來，日本的所謂領先一步也是正確承繼歷史傳統的結果，中國只要建立起相關的敏感度，也會順利實現轉化。近些年中國的崛起也證明了此點。日本只有打破這種無根據的優越感，放棄在東亞區分優劣的結構意識，才能摒棄“謝罪的傲慢”。

同樣，中國知識界也應該舍棄把日本視為西方近代化在亞洲實現的楷模這樣一種陳腐思維，才能修正“優勢的侵略與劣勢的抵抗”的慣性思路，從認知各自的歷史特性出發，建立起相互溝通的新渠道。因此，厘清雙方各自的“記憶之場”，觀察“受害記憶之場”與“加害記憶之場”相互糾結纏繞形成的歷史認知脈絡，深究其成因與后果，然后加以對比分析，以求達成不在西方過度支配之下的共識，就變成了兩國歷史學家的共同責任。竊以為，我們紀念溝口先生，固然應該在專業領域里評說其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應在體會其上述的認知旨趣時，繼承其對知識共同體的探索路線，通過相互參照理解，提升我們對自身歷史認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