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晶/文

當魯伯特·默多克略弓著背坐在長桌一側，接受英國議會文化、體育和媒體委員會的集體質詢時，人們或許會發現，從來沒有如此長久和近距離地注視過這位傳媒大亨和他的家人。

“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卑微的一天（This　is　the　most　humble　day　of　my　life）。”他就像是一頭籠子里的困獸不斷敲打著桌子，“《世界新聞報》的業務只占到公司框架的1％！”——他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這不是他的錯。但現在這微不足道的小報所引發的嘩變，卻如螻蟻一般，漸趨有撼動新聞集團這座千里之堤的危險。

在過去的幾周內，和“竊聽門”有關的一系列羅生門式的肥皂劇情節輪番上演——英國政界急急如律令地撇清責任、新聞國際首席執行官布魯克斯被捕、參與竊聽的記者暴死家中、庭訓時悍妻竭力庇護、澳大利亞總理也開始要求當地媒體回答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盡管這一切何時塵埃落定尚不可知，但媒體素來“墻倒眾人推”的做法，加之默多克所有的仇家都試圖利用這一丑聞對其清算，已經令他的處境處處彌漫著悲觀的腔調。而公眾則似乎把所有對商人逐利本性的厭惡，也統統消耗在這場對默多克的道德拷問之上。

長久以來，默多克已經習慣了迎接他漫長人生中的一次又一次榮譽。他一再證明，無論是與競爭對手的搏斗，還是與命運的搏斗，他都終將是個勝利者。然而這一次，他的勝利者姿態和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那份擁有168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曾是默多克“小報”經營模式的代表，它定位精準，銷量驚人，以娛樂報道見長，正因為這份報紙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讓默多克可以有資本對英國的傳統與習俗說不。而現在，英國社會似乎終于看到，他們反擊的時刻終于到來了——一位保守黨議員在公開質詢中反復追問布魯克斯，賄賂警方、買通線索甚至竊聽，是否已成為《世界新聞報》的工作慣例？

這一追問可能會引發整個英國社會民眾的廣泛擔憂，盡管他們此前對于類似做法有所耳聞，但往往只認作是個別現象。而在過去幾個月內，“竊聽門”危機使得新聞集團的股票蒸發了幾十億美金，由于這場竊聽門事件最終可能使將近4000人牽涉其中，一些人甚至擔心這種愈演愈烈的局勢，將會將新聞集團拖入前所未遇的泥潭。

和以往一樣，默多克并不擅長反思自身，即便是如今在眾目睽睽的質詢席上——在面對議員Jim　Sheridan問詢他是否會為這個糟糕的局面負責時，那張擰成T型的面孔只是用一句“不”來做出堅硬的回應。接下來的對話更耐人尋味——“你不負責？那誰來負責？”“那些我信任的人，以及他們所信任的人”——他顯然遭到了令他惱怒的背叛；“你是否對這種‘有意的視而不見’或者‘不具備知情能力的行為’充滿負罪感？”“我們從不會對此有任何負罪感”——這一連串短兵相接的回合簡直比CSI劇集還來得果斷，盡管兩位默多克先生最終對于事件的原貌沒有透露任何關鍵細節。

進一步來分析，這可能是媒體歷史上“權力與政治”之間關系最微妙的時刻。正如《彭博商業周刊》在封面文章《墨染的不幸》中所論述的，“新聞集團的丑聞并不在于其記者追蹤新聞的方式，而在于新聞集團在西方媒體——特別是英國，對流行文化所施加的重重影響”。在英國，媒體與權力的關系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那些英國政客們尤其相信，無論對錯，如果沒有默多克和他旗下媒體機構的強大背書，他們無法贏得任何一場選舉。而對于默多克而言，政界的人脈關系就像資產負債表一樣對他尤為重要——昔日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就是與默多克稱兄道弟的至交，而小兒子詹姆斯也曾一再表示對現任首相卡梅倫欣賞有加。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現任首相卡梅倫身邊的小圈子里經常云集著默多克的高管和主編們，如今他也不免因為此次丑聞而有所牽連。

事實上在西方，默多克的新聞理念長期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強烈制衡。一些記者的職業生涯，似乎就是以證明迥異于默多克的另一種存在方式為最大動力。邁克爾·沃爾夫曾在他所撰寫的《一個人的帝國：默多克的隱秘世界》中寫道，《紐約時報》發行人小阿瑟·蘇茲貝格逢人便講，聽默多克在雞尾酒會上講笑話真是一個記者這輩子最悲哀的事情了；《紐約時報》執行總編比爾·凱勒還嘲笑新聞集團的發言人加里·金斯伯格（默多克最為信賴的高管），“你怎么能給那樣的人賣命呢？”這也讓《紐約時報》后來日益把“非默多克報紙”當成了自己的標簽，而那些堅定的左翼分子甚至會嘲笑默多克難以更改的澳大利亞口音，把他當作十惡不赦的邪惡媒體大鱷。

默多克并非沒有試圖改變過這種爭議纏身的局外人形象，在他用“難以拒絕的價格”收購了自己夢寐已久的道瓊斯新聞社和《華爾街日報》的時候，這樣的時刻似乎一度到來了。如果你的記憶力還不錯的話，應該會記得當時媒體是如何在報紙的頭版上對他口誅筆伐，而在收購達成后又對其不吝贊美的，包括默多克的宿敵《紐約時報》也稱贊他會為這家報紙帶來新的基因。默多克確實令這家報紙再次迎來了春天，它的海外新聞甚至獲得了接近于《紐約時報》的影響力。但如今，這些成績并不能掩蓋這些被層層揭露的污點，就連班克羅夫特家族也開始出面表示震怒，“我們后悔把祖業賣給了如此一個沒有信譽的人”。

的確，作為舊媒體時代的最后一個大亨，默多克這幾年的運氣似乎一直不太好——Myspace賤售，The　Daily無人提起，旗下銷量最大的世界新聞報因“竊聽門”事件而?？?hellip;…新聞集團最值錢的是小默多克的?？怂购吞炜崭顿M電視臺，而不再是那些報紙甚至電影公司。時代的風潮在變化，默多克在努力使自己適應，他試圖放棄自己“愛報如命”的標簽，但最終不僅不可能比硅谷的年輕人更理解媒體的未來，甚至一再丟失了自己原有的陣地。盡管如此，在傳統媒體四面楚歌的當下，一些數字依然足以說明這位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的影響力：十年來在互聯網的沖擊之下，新聞集團B類股下跌了15％，而A類股下跌了10％，相比而言，《紐約時報》下跌了82％，索尼公司下跌了80％，時代華納下跌了77％。

中國媒體對鄧文迪可以理解的過分關注，也適度掩蓋了對事實真相的揭示，它們甚至將7月20日質詢當天的股價上揚歸為“那個響亮的自衛耳光”。但彭博新聞社早在前一天就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指出，首席運營官切斯·凱里(Chase　Carey)即將接任默多克任首席執行官，并隨即分析，投資者是因為看到質詢時默多克難以遮掩的年邁狀態，認為這一消息箭在弦上，而詹姆斯漸趨表現出掌舵者的姿態，才為新聞集團的未來轉機投了信任票。曾經撰寫《聰明的領導者為何失敗》和《他們最終以辭職告終》的Finkelstein在接受彭博社訪問時稱，“按照我們歷來從其他重大丑聞所看到的結局，或許我們會看到默多克辭職”。

這果真是默多克應當告別的時代？任何一個權杖交接的時刻，都會充滿重重變數。就像蘋果公司，過去12年間，股東們都是趁著喬布斯不參加會議的時刻才會把接班人問題拿到桌面上商議，而最終結果至今依然撲朔迷離。這兩家公司所面對的一個相同問題是——CEO的表現已經設立了很高門檻，新領導者超越他們并非易事。而且要知道，作為一個締造者，默多克絕不允許被人像撣去蛛網一樣，從新聞集團輕輕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