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在中國，由于在現實中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納民意表達、并將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務的決策和裁判中去的機制，加上司法改革的緩慢、媒體監督的困難，使得通過公民新聞而表達的公眾輿論在中國的公共空間中占有獨特和顯著的地位。筆者把公民新聞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影響分為四種：

責任政治

由于較少受到社會習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權威的限制，互聯網使得中國原本隱身的民意變得高度可見。如果說，在現實世界里，很多中國人是“沉默的大多數”的一部分，那么，在互聯網上，他們獲得了發言的機會，并且，采取著自己認為應該采取的行為。這其中，至關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公民試圖按照憲法和其他法律對當權者進行問責，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中逐漸種下責任的種子。

在問責過程中，中國網民采用了獨特的“人肉搜索”方法。“人肉搜索”的功能在于在網絡社區集合廣大網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者人物的真相，并將相關細節曝光。近年已發生多起因網絡舉報和曝光導致官員落馬案例。

2008年10月，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林嘉祥在一起在職高級公務員疑似猥褻女童未遂事件中，被人在網上公布了當時他和女童父母在大廳爭吵的視頻。視頻所配字幕中（視頻本身無聲），林嘉祥言語囂張，引起網民的強烈不滿并對其發動了“人肉搜索”。11月3日，林被交通運輸部黨組以酒后言語不當，造成惡劣影響，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

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因在開會時抽“天價煙”、戴“天價表”的照片被貼到網上而落馬，2009年10月10日，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周久耕事件被視為網絡反腐的標志性事件。

2010年2月，廣西來賓市煙草專賣局局長韓峰的日記被放到網上，引起極大轟動。根據這份2007年1月至2008年1月的日記記載，韓峰的工作、生活主要內容是喝酒、玩女人、受賄。他旋即被停職并接受調查。3月14日，廣西壯族自治區煙草專賣局黨組做出決定，開除其黨籍和公職。12月14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韓峰有期徒刑13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10萬元。

蓬勃發展的網絡和隨著網絡而崛起的自由表達新途徑，已經讓官員心生恐懼。正像陜西綏德縣某位宣傳部長的感嘆：“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多好啊，想讓他們怎么說就怎么說。”2010年4月，《人民論壇》雜志做過一個有趣的“當代中國官員的‘網絡恐懼’調查”，有縣委書記表示，“在當前的網絡中，官員很有可能成為‘弱勢群體’。”調查結果顯示，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絡恐懼”癥。對“哪一級別的干部最怕網絡監督?”的問題，《人民論壇》雜志問卷調查中心對300位黨政干部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選擇“縣處級”這一選項的占47%，列第一位。而根據記者采訪發現，宣傳部長和縣委書記這兩個群體的官員最怕網絡監督。

在另一方面，一項網上調查顯示，有71.5%的人表示自己“會參與反腐”；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有75.5%的人會選擇網絡曝光?！稒z察日報》對此評論說：“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比較好地承擔起了代表公眾對腐敗問題進行監督的社會責任……已成為遏制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

在互聯網上，民眾最終發現了一個相對可以免于恐懼和限制的公共空間，情緒的亢奮和批評的激烈便猶如洪水出閘。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的新媒體比起其他媒體來，更加缺乏平和與理性，也表明，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下，網絡活動較其他國家更具政治意義。

信息政治

在網上發布事實性的信息是一種見證行為，很多時候，見證不僅給歷史留下真實，也可以凝聚民意，推動現實問題的解決。劉文瑾說：“在現代社會，人的‘原罪’往往不是無知，而是‘視’而‘不見’。”然而，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這種“看見”的渴望卻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見”里面包含了一種不可小視的力量，它是見證的力量，記憶的力量，彼此相顧的力量。正如郝勁松律師在“上海釣魚執法”案中，就上海法官黃江對被釣當事人“你要聽話哦”的威脅的著名回答“你所說的每一句話，在24小時內通過互聯網將傳遍全世界！我告訴你！”所顯示的，互聯網將成為中國網民的天然盟友，幫助他們在追尋新聞真相和實現社會公義的過程中，將所見證的信息用到最能產生影響的地方。

很多時候，公民在網上率先發布了信息，接下來才會為報刊和電視所關注。公民新聞可以是一個晴雨表，用以衡量某一新聞是否會或應該接受主流媒體的更多關注。例如，網絡上的一些熱點話題的形成，源于相關發帖人持續不斷地在一些有影響的網站內點擊率高的文章后面留言，這些留言被轉帖到一定程度后，敏感的傳統媒體開始介入其中，根據網絡留言進行采訪與深度報道，很快形成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交互作用。

同時，公民新聞構成了主流媒體的一種反饋機制，既可發揮放大器作用，也可發揮混合器作用。例如，孫志剛事件是由廣東的傳統媒體率先報道的，而對它的深入報道與分析則集中在新浪網、搜狐網、人民網、新華網上，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聯手推動了社會輿論共識的形成。劉涌案最初也是由紙媒提出質疑，經過網絡媒體的轉載之后，相關的觀點得到集中表達，網絡媒體與平面媒體再經過交叉作用的互動之后，一種具有更強參與性的民意就顯現出來。

此種信息政治，業已改變了中國媒體的生態系統。在2003年以前，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彼此隔絕，因為前者常常對后者表達的東西充耳不聞，但在此后，我們已經看到兩者的隔絕狀態被打破，在很多時候，新媒體和所謂的主流媒體產生了良好的相互作用，共同改變了相關議題的新聞報道。新媒體的相對透明，已經促使原有的新聞機構變得更可接近和更具互動性。

抗爭政治

目前總的來說，在中國政治參與和利益代表的有效渠道較為缺乏，從而造成了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不能捍衛自己利益的個人和社會團體被迫要采取高風險性質的抗爭方式去發出他們的要求以及獲得補償政策的希望。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是前所未有的，抗爭運動的復雜性也隨之增加。

現階段，中國步入一個“權利”的時代，農民、工人和剛剛形成不久的中產階級，都在各自爭取自身的公民權利。無論是哪一群體，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都離不開對互聯網的充分利用?；ヂ摼W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表達和組織兩方面：通過相對無障礙的表達改變集體認知，構建集體行動框架，缺乏這些認知和框架，集體行動就很難產生；與此同時，互聯網也可以激發社會輿論的共振，為社會運動造勢和贏得支持。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尚缺完整的公民社會，正式社會組織難以起到動員的作用，互聯網恰好可以消解這個障礙，以一種“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幫助民眾展開理性有效的行動。

抗爭事件的頻率很高，網上網下的事態往往互相激蕩，這也給政府提出一種警示：一個正常的社會秩序，需要的是常態的制度化的治理，不能讓民眾把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過多地寄望于在網上鬧成新聞事件，或者直接在網上聯絡到更高層的領導，才會得到解決。

一些有智慧的地方領導已經通過網絡實踐總結出了中國式的突發事件應對之道：比如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提出“快報事實，慎報原因”；他說：“公眾事件怎么應對呢？第一恐怕要快速反應。你總要有一個說法。重大的安全事故出來要快報事實吧，對政府的重要的批評要快速反應吧，是對是錯，或者對政府提出的問題你總要回答吧，不能回答你也要告訴：這個問題我們還沒有研究好，現在不能回答。第二要實事求是，第三要重在制度。”

原安徽省委書記王金山也稱：對待網絡事件，“躲”肯定不行，“堵”也不是辦法，“拖”更解決不了問題。消極必然被動，積極才能主動。有兩個方面需要引起重視：首先，快速反應是基本要求。必須第一時間捕捉信息，第一時間站出來說話，既要上網看又要上網說，既不能失語又不能妄言，既需要快速又需要謹慎。其次，解決問題是最終目的。不僅要“上得去”，更要“下得來”。上得去是要通過上網了解情況，得到有價值的信息；下得來，是要把得到的信息進行分析研究，分清真偽，給網民一個負責任的答復，推動問題的有效解決。

象征政治

所謂“象征政治”是指通過使用象征和敘事對某些事件進行構框，從而影響公眾?；ヂ摼W極大地促進了圖像象征的生產和流通，所以，在網絡動員中，行動者普遍使用照片和數字視頻來獲取強有力的象征效果。例如，前述的抗爭政治，因其某些時候的極端性和戲劇性，極易在互聯網上形成傳播并激發網絡輿論。特別是，當抗爭中出現了有震撼力的圖片或視頻之后，不僅擴散著經過銳化的事實，而且也在傳播著經過構建的價值?，F代社會運動與媒體存在緊密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社會運動的本質就是媒體戰，這意味著“視覺動員”居于關鍵地位。

例如，錢鋼在研究宜黃自焚之前的一起著名自焚——四川成都市金牛區居民唐福珍為抗拒政府暴力拆遷而與2009年11月13日在自家樓頂自焚身亡——的傳播鏈條時發現，傳播的高峰出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于12月2日晚9時30分《新聞1+1》欄目播出節目《拆遷之死》之后，因節目中有一段手機拍攝的唐福珍自焚視頻。這一“視頻效應”立刻引發內地網絡關于“唐福珍事件”評論的“井噴”。而在宜黃事件中，也有自焚視頻、照片上傳網絡，尤其隨后鐘如九被宜黃縣數名干部架上大巴強行帶走的照片在微博空間迅速傳播，成為廣泛關注的議題。

此外，中國網民還以獨特的“惡搞”展開“想象的報復”——在“惡搞”的戲謔中，無權勢者被賦權，有權勢者被去勢。例如，2009年，在網民反抗個人計算機安裝“綠壩”軟件的行動中，有關“綠壩”的“惡搞”圖片、視頻、歌曲大量出現，富有想象力的網民還創造了一個動漫形象“綠壩娘”。因工信部以4170萬元采購，故設定其戰斗力4170萬，而網上亦有身價4000萬的大小姐的說法。從人物造型到故事，再到主題歌的創作完成，甚至還有“綠壩娘”周邊產品的出現（如游戲、T恤），形成了完整的動漫人物鏈條，以至有網友“自豪”地宣稱，這將可能是我國第一款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漫畫人物。

盡管公民新聞在中國政治與社會中扮演了如此多樣和重要的作用，必須指出，中國互聯

上公民記者的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它將遭遇三重障礙：國家對新聞記者的嚴格監管導致“公民記者”并無合法地位；傳統媒體記者出于對自身職業的捍衛而對公民記者采取排斥的態度；民眾對記者幫助解決問題的過高期待可能造就公民記者的公信力真空。（作者系北京大學副教授，huyong@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