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爾斯·錢斯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

假如一位在1980年去世的中國人死而復生，見到今日之中國，最令他驚嘆的會是什么？是縱橫交錯的高速公路網和無數的私家車，還是數字移動通訊網絡和iPad?又或者是中國今日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亞洲鄰邦和聯合國安理會美、俄、英、法等同仁對其的尊重？

也許都不是。我想，最讓先人們瞠目的應該是中國超市里琳瑯滿目的各類食品(1980年時中國還沒有超市)　和中國家庭每日消費的食品數量。但凡對近40年前發生的“文革”和“四人幫”垮臺有記憶的人，都不會否認今日中國是一個奇跡。自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繁榮帶來的脫貧人口數量之眾史無前例。

然而，如果現在是2041年，我們重回30年前2011年的中國，是否也會像那位1980年故去的先人那樣，發出同樣的驚嘆呢？2011年的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政府一方面要努力應對金融危機后出臺的龐大刺激措施所帶來的通脹后果，同時又要為平衡中國以及世界經濟的發展，將增長逐步由出口推動轉為內需驅動。中國東部的省份經濟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許多國家在達到同等收入程度后，經濟開始停滯不前，那么中國這些富裕的東部省份能否突破這一瓶頸？

讓我們來探究一下中國經濟繁榮的真正根源。能夠解讀財富起源問題的最佳人選非亞當·斯密莫屬。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東部，曾在牛津大學（令他厭惡）和格拉斯哥大學（他喜歡的學校）任教。后來他高薪受雇于一位蘇格蘭貴族為其子做家教，并跟隨其游歷了整個歐洲。他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源》（簡稱《國富論》）就是歐游之后的1776年寫成的，也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同一年。這部影響深遠的著作是這樣開頭的：“一個國家的全年勞動，乃其全年生活必需及便利品來源之本。而這一來源之本總是由一年勞動的直接產出或是使用此勞動從他國直接購買的生活品所組成。”請注意亞當·斯密所指的財富之源是勞動，而非地產或是如貴金屬及玉米、原油之類的商品。亞當·斯密除點出

每個國民的財富份額取決于一國生活來源之本平均到每位國民身上的平均值以外，又指出：“每一國民財富的多寡必須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第一，要受技能、手藝和對一國勞動整體使用的評斷制約。第二，還要受受雇于有效勞動的人員數與非勞動雇用人員數之間的比例制約。”

亞當·斯密的這種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并非取決于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 （如石油、土地乃至黃金）而在于其有效生產潛能的觀點，在同時代經濟學界掀起軒然大波，也算是經濟學理論中一個最重要的觀點。俄國詩人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是《國富論》出版幾年后寫成的。書中在描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上層社會的奢華生活時，還提到了亞當·斯密的書。然而，最能深刻反映亞當·斯密觀點的代表性例子，非中國莫屬。中國雖然受到貧瘠而有限的可耕地以及人口眾多的限制，其人均年產值卻由1980年的251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7519美元，30年間翻了30倍。這些數字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是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縮寫為PPP）、美元為單位計算出來的。PPP是在考量一攬子商品價值差價的基礎上，對人均生產總值進行相應調整后得出的，同類產品的價格在富裕國家相較貧窮國家要高。使用購買力平價這一概念的目的是承認同類產品在不同地區的差價，從而為衡量國際間的貧富差別提供一個統一的標準。我們可以通過PPP,　將過去30年間翻了30倍的中國人均收入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在同期的人均收入增長進行比較，結果很有趣，這些國家包括：亞洲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另一大新興經濟體印度以及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這30年間，只有印度人均收入增長了8倍，日、美各增長4倍（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增幅恰巧相同），中國同期財富積累的速度是美國的7.5倍，是印度的3.5倍。

按照亞當·斯密的理論，中國財富的大量激增應該在極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生產力的大幅提高（定義為人均經濟產出的增長）。使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因素有幾種：設備的改進、更完善的工作環境、教育及更好的健康狀況等。然而，創新才是提高生產力從而創造財富最重要的因素。創新既可以是以不同的方法達到同一目的（例如以灌溉取代單獨為秧苗澆水），也可以是發明人們需要的、實用的或帶有娛樂性的全新事物（像絲綢、青霉素、個人電腦和卡通電影等）。而近期的一些研究顯示，中國經濟中生產力提高的部分，主要在出口方面。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于2002年-2006年間對中國幾家進出口公司進行的調查研究也表明，年生產力的增幅若達到或超過20％，就足以維持10%－15％的工資增長率，及抵消促使成本增加的商品價格的上漲。而中國的出口經濟領域，引進新的管理方法和技術的大部分是外商，它們中很多是專門為沃爾瑪這樣的西方跨國公司提供產品的供應商。與此同時，多數中國本土公司的生產力則一直滯后。

另外一個有助于中國財富積累的重要因素，是自1980年以來穩步增長的勞動力人口。據估計，勞動力人口的增加，對1980年至2010年間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約占四分之一。然而，中國人口的變化正呈現一種逆轉趨勢。根據預測，2009年到2014年間中國人口中15歲－24歲年齡段的人數，將減少7000萬。而同期內，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將增加6000萬。2015年后，中國人口老化的速度將加快。到2020年，中國將和澳大利亞一樣，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8歲；到2050年，中國的平均年齡將升至45歲。要想保持經濟持續發展，按中國人已經習慣的速度繼續積累財富，生產力必須提高到足以抵消中國勞動力人口大幅下降的影響，并且重點擴大內需。中國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就必須大力提高生產力。這一切能實現嗎？

最近，一份題為《中國有創新能力嗎？》的報告，將焦點對準生產力程序中最關鍵的環節。作者是美國駐香港學者亞力桑德拉·哈尼（Alexandra　Harney)。報告的結論是，雖然2000年－2008年間，中國每年投入在研發上的費用皆以23％的比例遞增，中國公司在全球的供應鏈中卻極少例外地始終處于技術抄襲和勞力密集型產業的狀態。中國古代的造紙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些重大發明，曾經使中國享有發明國度的美譽。而今，哈尼的疑問是：蘋果公司的iPod能否發明在中國？她的結論是，不可能。何以見得？原因之一，中國企業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抄襲最新成功產品的急功近利風氣，迫使新產品必須在短時間內收回研發的投資成本。因此，大部分中國公司將精力放在價格比拼，而非改進產品質量和創新上。它們無意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產品，只在意競爭對手獲利的多寡。同時中國亦對專利產品法律保護不力。原因之二，中國的教育制度強調死記硬背和應付考試，結果是所有人的思維方式如出一轍。我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企業管理課程時，常常要花幾堂課的工夫和中國同學建立起雙向交流的關系，因為他們只善于上課記筆記，最后考試時重復所記憶的內容，而不習慣在課堂上參與討論交流。

哈尼在報告中也舉出一些中國公司的例子，如華為和ZTE，它們已經學會在全球競爭，并成為世界上某些新的專利產品的主要制造者。中國的網絡行業雖然居全球領先地位，但它的兩家最大公司產品的原創理念也是抄襲外來的。Tencent的QQ短信服務原型來自以色列的ICQ，百度的搜索引擎則是模仿Google的。

隨著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開始跟進富有的東部以及中國經濟發展轉向增加內需，中國需要靠更多的創新來積累財富。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的中國公司，大部分還是那些由具有遠見又富有魅力的企業家領導的私營企業，如吉利、海爾、華寶、華為和ZTE等。它們和其他一些有相同理念的公司，為了在全球成功，已經準備進行一切必要的改變和創新。但是中國的經濟繁榮不可能僅靠少數幾個成功企業的努力，而需要更多的公司為開發新產品并向中國和世界輸出這些產品而努力。

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令人矚目，但是其企業在商業競爭和管理的完善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整體經濟的生產率不僅在出口業，而需在各行各業全面的提高。中國的未來仰仗成功的創新，問題是，中國能否重新學會創新？（馬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