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的日子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wp9952@hotmail.com

一

“2+2=4，4+2=6，6+2=8，再加8等于16……圣靈，我們跪拜于你”，這是1940年的西班牙，佛朗哥奪取政權之后不久，學校里就教這種東西。在給孩子們灌輸知識的同時，將有關“圣靈”的思想一并灌輸進去。佛朗哥政權支持傳統宗教，它因此自認為取得某種神圣性質，它轉身就這樣教導社會——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來自這個政權的核心，而不是別的地方。

這個細節來自西班牙導演維克多·艾里斯影片《蜂巢的幽靈》，1973年公映。這個時間表明執政30多年的佛朗哥已經垂垂老矣，一場新的社會變革正在來臨。這部影片也被認為是幫助促進了那樣一種氣氛，推動了民主改革的進程。迄今這部影片被認為是西班牙電影史上的代表之作。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影界對這部影片的評價也越高。2003年，人們甚至為這部影片誕生30周年舉辦了慶?；顒?。

這是一部以小女孩的視角拍攝的影片，“一個在沉默和謊言中成長的故事”，導演本人在2000年說道。當時嚴厲控制的西班牙社會，不允許人們將事情說透，不會將謊言背后的真相釋放出來，而是將一切都捂得嚴嚴實實，密不透風，于是，這位叫做安娜的小女孩開始了自己的探索和冒險。

她的好奇心被一部叫做《科學怪人》的影片激發出來。這是1931年出品的美國片，根據雪萊夫人的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而拍攝。一個流動電影放映隊在鄉間的禮堂，將這個怪物帶到了小女孩面前。當銀幕上的怪物殺死博士的女兒，安娜在黑暗中陷入困惑和極度驚駭。據導演后來講，這也是這位扮演安娜的小姑娘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攝影機如實地記載了這位天才小演員的真實反應。小演員的本名也叫安娜，因為這部影片，她成為西班牙電影的象征。

姐妹倆深夜在臥室燭光下的對話，是故事發展的關鍵。姐姐告訴安娜：幽靈沒有身體，人們不能殺死他們。妹妹問，沒有身體怎么穿衣服呢？怎么與他說話呢？姐姐答：“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能隨時跟他說話，閉上眼睛，呼喚他。”這場動人的談話，在安娜眼前打開了一個不可測量的世界，樹立起對那個看不見的世界的信心。姐姐還說那個人就在附近不遠，“他就在那兒，在井旁邊的那所屋子里”。

這帶有一點恐怖片的味道，導演說：“佛朗哥政權本身就是一個恐怖故事。”當語言和交流成為禁忌，人們便覺得有一堵墻始終擋在自己與世界之間，有重要的東西被阻隔在視線之外。安娜逃課獨自去了這個井旁邊的空房子?？諘绲纳n穹之下，幼小的身影在井邊轉來轉去，往這口廢棄的井里扔石頭，水波起來了卻沒有聲音。她從空房子的一個門進去，從另一個門出來，連影子也沒遇著。影片中安娜的探索成了一個隱喻。這種美學也許還是“佛朗哥式”的，有話不能直接說出來，只有通過隱喻來傳達。

父親帶姐妹倆挖蘑菇，教她們辨別什么是好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這個社會也需要重新回到基本的善與惡、是與非的界限。坐在黑暗電影廳里的觀眾，能夠模模糊糊感到這里面不同尋常的東西，與之產生共鳴。寂靜是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心靈的聲音只有當周圍的喧囂平靜下來之后，才能夠聽到。安娜在一片寂靜中繼續冒險，用她的目光去測量、去分割周圍的世界，建立起有關它們的尺寸和細節。小女孩烏亮的眼睛，喜歡被影評人拿來同西班牙著名畫家戈雅的肖像做比較。

安娜終究要探索到她不該遇到的真相，她的心靈要去往自己要去的方向。有一天，空屋子里真的來了怪人，那是逃跑中的共和軍戰士，跳火車下來的。小女孩將自己書包里的蘋果給了他。讓已經成為封鎖對象的共和軍士兵，作為失敗者在影片中成為同情的對象，這應該是這部影片本身的冒險所在，背后是人們對那段歷史重新反思的強烈要求。在這個意義上，這部影片可以看作是西班牙的“解凍電影”。

士兵被發現和被打死，小女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她發現父親的懷表，也許正是士兵擁有的那只。父親是否參與了某樁罪行，她不能確認。她的心靈受傷，在受傷中她在生長。影片中有一個細節，是安娜和姐姐一同趴在鐵軌上，傾聽遠方疾駛而來的火車。這個當然可以被視作另一個隱喻——傾聽黑暗中未來的聲音，辨認行進中的腳步聲。成長中的小女孩本身也即是未來的象征。安娜的受傷和傾聽，正是西班牙的受傷和呼喚。

影片中的1940年，正是導演艾里斯出生的年頭，其中有許多他個人的回憶，他家也曾藏匿了一位神秘客人，家人不允許他與客人接近。

二

2006年由墨西哥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拍攝的《潘神的迷宮》，與這部影片的風格氣質頗有相似。墨西哥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佛朗哥掌權之后實行大肆搜捕鎮壓，許多西班牙人跑到了原先的殖民地尋求庇護。1964年出生的導演稱西班牙內戰對他有不小的影響，在他的周圍人當中，包括參與這部影片制作的人員當中，就有不少西班牙流亡人士或他們的子女。

影片同樣采取了一個小女孩的視角，她叫奧菲利亞。她所面臨的世界也是一分為二，一半是現實的，另一半則是想象的。而這部影片中的想象世界，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出現的，即魔幻的方式。奧菲利亞在兩個世界之間穿梭來往。導演本人曾用“童話”來形容這部影片的類型，但其中暴力血腥的鏡頭，令影片在美國放映時被評為R級，即17歲以下觀看需有人陪同。

故事背景也是上世紀40年代初期的西班牙。奧菲利亞隨再婚的母親，前往繼父所在地的軍營。繼父是佛朗哥的一名上尉，駐扎在西班牙北部山區，任務是“剿匪”——消滅共和軍的殘余部隊。此人生性殘暴，濫用權力，虐殺無辜，將他的兵營弄成一個地地道道的地獄。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女管家，一位干練的高個子女人，竟然是共和軍游擊隊的臥底。兵營的醫生是她的同情者。他們將抗生素偷偷弄出來給山上游擊隊的負傷者，這點小小的縫隙更讓人感到透不過氣來。

比起可怕的人間世界，奧菲利亞踏入的魔幻世界更加令人歡迎，真正的妖怪遠遠沒有那位上尉來得恐怖。每回奧菲利亞被那只蜻蜓般的精靈帶走，盡管不知去向，但是卻讓人感到有足夠的信任和放心。那位有著一雙長長掛角的農牧神（潘神）

是這樣自我介紹的：“我的老名

字只有風和樹能念出來，

我是高山和森林和

大地。”扮演這位農牧神的演員需要化妝5個小時，比那位科學怪人每天化妝3個半小時還要麻煩。

在魔幻世界里，奧菲利亞需要經受考驗。僅僅是因為吃了兩顆不該吃的葡萄，她幾乎失去了魔法的保護。這些歷險，與現實世界正好有一種匹配：當奧菲利亞在樹洞中艱難行走尋找那只癩蛤蟆時，地面上兇殘的上尉正在帶人追蹤森林里逃亡的游擊隊員。奧菲利亞相信可能的世界，相信正義、善良；上尉除了崇尚兇殘，別的什么也不信?，F實世界本身的分裂，是影片擁有兩個世界的根源。

某種意義上，這部影片有點像那部意大利電影《美麗人生》。那位帶著兒子進集中營的父親，為了保護兒子的心靈不受傷害，一再對孩子說這是游戲。同樣，在殘酷陰郁的現實世界面前，奧菲利亞擁有一個魔幻的世界，她沉浸其中，有著別樣的目標和經歷。然而與那部意大利影片不同，這部影片中的魔幻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兩條線最終搭在了一起，有一個互相交叉的結局。

上尉的兒子誕生，奧菲利亞的母親去世。牧羊神讓奧菲利亞抱走同母異父的弟弟，需要這個新生兒的鮮血完成最后的儀式，從此奧菲利亞便能重新回到她原先父母的王國，當她的公主。雖然條件誘人，但被奧菲利亞嚴詞拒絕了。她不能用無辜者的鮮血去染自己的寶座，哪怕只是無關性命的兩小滴。她決定犧牲自己，保護弟弟，即使他是暴君上尉的親生骨肉，也不能用來為另一個加冕儀式做祭奠。

奧菲利亞的做法出乎意料，然而這有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開端。一個新的起點——真正能夠打開新的空間和通向未來的道路，它必定不能延續舊世界的罪惡，不能沿襲舊世界的邏輯以及偏見。它需要引進一些新的維度，新的做法，需要從沒有開始過的地方開始，當然也是最為艱難的地方，才能夠獲得新生。

父親上尉趕到，奪路而逃時在迷宮邊上遇見了游擊隊。絕望中他將嬰兒交給了已經歸隊的前女管家，同時把自己手上的懷表留下。這塊表的表面上有裂痕，是上尉的父親留下的，同時留下了他父親戰死的時間。他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夠記住自己死去的時間。他所得到的答復是，不會告訴他的，甚至不會告訴你的名字。

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新的世界需要與從前的世界之間打隔斷，造成某種阻隔。這不是為了遺忘，而是為了未來。這就是為什么新生兒不能知道父親的名字。他不會因為是父親的兒子，擁有那樣的血統，便需要承擔父親的罪惡，負責將某種仇恨延續下去。

這位新生兒與奧菲利亞是同一位母親所生。奧菲利亞死去的父親應該是共和軍即對方陣營的。兩個孩子一個脈絡所系，而父親則分為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這種狀況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導演后來在接受訪談時說道：人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經常是“黑就

是黑、白就是白”的二分法，實際

情況比這復雜得多。

著眼于未來——

很難說這個反思

角度僅僅來自電影導演，它更加扎根于西班牙民族和解、民主轉型的歷史進程。1976年，一位年輕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38歲），選了一位年輕的首相（蘇亞雷茲，42歲），碰上了一位年輕的反對黨領袖（岡薩雷斯，34歲），他們的歷史負擔相對較少，思想比較開闊。這年年底，西班牙全民公投通過了“政治改革法”。首相蘇亞雷茲將這個結果稱之為“常識的勝利”。

我們談論的上一部西班牙影片里也有一只懷表。這讓人想到，是不是這位年輕的墨西哥導演在向他的西班牙前輩同行致敬。這部童話影片（成年人的童話）獲當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三

看了一些與西班牙內戰及政治有關的電影，包括那部比較有名的《13朵玫瑰》。以1939年8月份在馬德里的東方公墓13名左派女孩遭到槍決為題材，她們幾乎都是20歲左右的姑娘，還有未成年者。但是電影本身的思想與手法平平，有點像那部《拉貝日記》，或者像1982年拍攝的《白玫瑰》，遠不如2005年的同樣題材的那部《希望與反抗》來得深刻，其中所包含思想內容一直能夠穿透到當下。最后不得不承認，有幾部以兒童為主人公的影片，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是不是因為兒童的單純，更能夠比照出一個殘忍失常的世界？還是對于內戰這種復雜的事情，成年人仍然缺乏足夠的智慧來反省應付？抑或，在佛朗哥專制時期，這是一個禁區，而在改革開放之后，又有其他更多的問題找上門來，無暇顧及？有歷史學家形容馳名世界的西班牙大導演阿爾莫多瓦（1951—），“以電影的手法，令人信服地完成了對一個拼命彌補失去的時光、忙亂而又自覺的現代社會的概括”（托尼·朱特《戰后歐洲史》）。

《飼養烏鴉》是西班牙大導演紹拉1976年初上映的一部影片，對于紹拉中國觀眾更加熟悉他的那部《卡門》。出演這部片子的小女孩，也是出演《蜂巢的幽靈》中的那位安娜·托倫特。事隔兩三年，她僅僅長高了一點，仍然靈性美麗，不過這回她扮演的是一個晦澀的角色，還叫安娜。

她在佛朗哥軍官的幽閉家庭中長大，雖然物質條件充裕，然而在一個控制封閉的環境里，人們過得無聊壓抑。她的母親熱衷于追究丈夫每晚的去向，夫婦之間來來回回都是老一套吵鬧的說辭，令家中孩子能夠熟練地背出，甚至樂于扮演。母親憂郁而死之后，父親仍舊花心并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這一切都被小安娜看在眼里。她與她的姐妹們在這樣的環境中被塑性，因而她們本身也變得冷漠反常。目睹父親去世，小安娜去冰箱拿東西給喂養的小豚鼠吃，幻覺之中看見了母親，竟然沒事一樣笑了起來。最終她拿起槍對準了她憎惡的姨媽。這是父親遺留下來的殺人武器，她天然地接受了這一切。她沒有別的資源、別的思想起點。

這是一部難得的政治心理片：某種政治氣氛、政治遺產通過小女孩的心理而呈現出來。影片的片名取自一則西班牙諺語：“你飼養的烏鴉，長大以后會來啄你自己的眼睛。”言及這部影片，需要將這篇文章的標題稍作改動，換成“傾聽未來中的黑暗”。未來并不是平等地朝向每個人開放，對某些人來說，他們沒有未來。

另外一部片名為《沒有最后一課》（又譯《蝴蝶的舌頭》，2000）擁有一種自我反省的力量，導演是喬塞·路斯·奎爾達。一個小村莊里男孩莫曲遇上了一個有自由思想的老師。老師已經快要退休了，但還是一如既往地飽含熱情。他稱呼年幼孩子為“您”，為課堂上不妥的事情親自上門道歉。他帶領孩子們在灑滿陽光的大自然中學習知識，教孩子辨別蝴蝶以及蝴蝶細長卷曲的舌頭。面臨日益逼近的右翼勢力，他在退休典禮上演講：“只要讓一代西班牙的孩子在自由中成長，便沒有人再奪去他們的自由，拿走這筆寶貴的財富。”

佛朗哥的軍隊占領時，大肆拘捕進步人士，白色恐怖來臨。在恐懼的巨大壓力之下，人們的面孔扭曲變形。他們驚訝地發現，步出牢房的最后一位正是這位受到全鎮人民愛戴的老師，他即將與一群人被押赴刑場。但是有人很快反應過來，為了自保，莫曲的媽媽先是叫丈夫罵這位老師，父親為此漲紅了臉。媽媽又讓小莫曲罵。小莫曲看著老師身上仍然穿著裁縫爸爸做的衣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也開始高聲罵起來：“無神論者，紅鬼子，紅鬼子。”老師的臉上顯出迷惑、惋惜、深長的復雜神情。小莫曲童年的天空坍塌，他的生命從內部被撕裂。在我國，對于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來說，這一幕肯定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