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間版本的“海上中國”立傳

程亞文

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不少人曾認為，與西方的“藍色文明”相對照，中國文明是“黃色文明”，缺乏海洋與商業傳統，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挑戰面前，屢屢受挫的基本成因。然而，雪珥先生的這本《大國海盜：浪尖上的先鋒隊》，通過還原明清以降民間中國向海洋進取的歷史，我們卻又不難感受到，在中國文明進程中，同樣積累起了深厚的海洋和商業傳統，它對于后來與今天的中國，產生了和還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

雪珥先生所述的乃是“晚近”，明朝以來中國人與海洋的那些事兒。這應該有他的考慮，因為也正是與中國明朝同一時期，歐洲開始進入航海時代，海盜們成群結隊從歐洲出發奔赴遙遠的“新大陸”，開啟了世界殖民史的一個新高潮，建構了西方文明相對其他文明的強勢地位，一個所謂“現代”世界也由此發端。這與明朝以降，中國官方卻嚴格實行海禁，沿海中國海盜成為海洋中的“孤魂野鬼”的處境，形成鮮明對照。自那以后，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優劣位勢對比，也發生歷史性的變化，近代以來中國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的節節敗退，部分是由當年中國和歐洲的統治者對海洋的不同態度所決定。

這是進入“現代”世界以來歐洲和中國發生“大分流”的情況，但它也容易使人產生一個錯覺，那就是以為15世紀明朝鄭和下西洋，僅僅是中國“奔向大海”的一個特例，是“藍色文明”在中國的曇花一現。事實遠非如此。正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指出來的那樣，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實際上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大陸中國和海上中國。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一個“海上中國”就已經在東亞世界現出了它的雛形，而在鄭和下西洋的年代則達到了它的巔峰，就在其后的歲月中，它仍然在遭到削弱的同時，還得以存在和維持。

早在公元紀年開始，中國的商人和帆船便已經往來于東亞沿海，而在最近的1000年中，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往來記錄，殊為可觀。公元7世紀時，經由中國南部沿海的廣州，到蘇門答臘、馬來西亞的香料港，再到錫蘭和印度，最后到達波斯灣的錫拉弗和阿曼，還存在著一條海上“瓷器之路”。

南宋時期則掀起了中國航?；顒拥牡诙卫顺?。由于北宋被女真人所侵擾征服，被迫放棄都城開封而遷至南方杭州的大宋政權即南宋，為彌補稅收財政不足和抵抗外敵繼續南侵，宋高宗于紹興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國第一支常備水師，將原先用于貢應供品的內河與運河，改造為了西邊的防御網絡，而長江與海岸，則分別是北邊和東邊的防線。在海洋變成中國的新“長城”的13世紀初期，宋朝的水師控制了從福建到日本與高麗之間的東海，并長年游弋于中國的主要河川。及至后來忽必烈征服南宋，還是靠南宋降將劉整和商人朱清與張瑄的幫助，建立起了實力同樣雄厚的水師，才從海洋和河流上打敗了宋朝軍隊，并使南宋覆滅。

明代初年鄭和率領龐大船隊出使西洋，無疑承接了中國以往的航海傳統。從技術上看，舉世聞名的“寶船”，是宋朝“神舟”的翻版，而它的更早模型，甚至應該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命令在閩江岸邊建造的“福船”。而從出使路線看，鄭和足跡所至，西太平洋、印度洋與波斯灣沿岸，都留下了其身影，它無疑是對往日海上“瓷器之路”的豐富和拓展。但是，鄭和船隊在造船技術與規模上，則為以往所遠遠不及，不僅船只之大、隨行船只數量之多前無古人，隨船所帶的商貿物品，也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鄭和出海航行，明代中國在海外貿易、政治影響的廣度與深度上，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在15世紀末葉“倭寇”犯亂以前，中國在海上一直不存在值得懼怕的對手。中國與東亞世界的朝貢體系，也賴由鄭和航海，而得到鞏固和強化。

可惜的是，在1433年鄭和第七次遠赴印度洋之后，明朝向海洋進軍的意愿，漸漸轉為薄弱，“海上中國”的地位，慢慢讓位于了“大陸中國”，乃至此后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海洋之旅?；鹿偌瘓F與儒家官僚之間的緊張關系、一連串的經濟困難對政府維持建造遠航大帆船的船廠與龐大的沿海水師造成了巨大壓力，以及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脅的持續增加，等等因素合在一起泯滅了鄭和所開辟的航海事業。

不過，即使在明朝實行海禁之后，“海上中國”也并沒有煙消云散。海禁只不過意味著官方朝貢貿易的衰落，在政府層面的海洋進取心逐漸式微之時，“海上中國”轉入民間和“地下”狀態，中國南部沿海居民沿著當年鄭和的足跡，沖破各種障礙發展起來的私人海上貿易，變得蓬勃興旺。明清之際中國向東南亞的移民，便是顯例，而中國南部與東南亞區域的民間貿易網絡，也被精心構筑起來、長久生生不息。直到西方東來，中國在西太平洋一帶的海上力量，也沒有因為海禁而明顯落后于西方。僅舉出明清相交之際的鄭成功收復臺灣，當時大量閩人把生意做到日本等海外之地，而鄭成功本人也是在日本出生（其母即為日本人），這便是“藍色”海洋文明在中國未曾消失的一個絕好例證。而明朝后期所出現的“倭寇”，其實其參與者中，大部分也是中國南部沿海的商業居民。

二

雪珥先生的這本書，重點關注的正是明清之際民間中國向海洋進取的史實。無論是在海外稱王建制的王直、挺進東南亞并落地生根的林道乾，還是在呂宋群島與西班牙人短兵相接的林鳳、幾乎控制了整個西太平洋的鄭氏海上王國，或者越南西山政權的華人海軍、與英國和葡萄牙人開戰的近代中國海盜，從他們的活動與影響中，都能鮮明感受到中國始終有一股向外發展的民間動力存在?？上У氖?，除掉極短的時期和個別案例外，這些發自中國民間的海洋進取力量，都沒有得到當時官方的支持和配合，甚至還成為政府的圍剿對象。

對于這種事實，雪珥在書中發出聲聲長嘆，此乃是斷送中國海洋前途的自宮之舉，是進入“現代”世界以來中國逐漸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成因所在。在他看來，來自民間、最富商業意識和探險精神的海盜隊伍，恰恰是一個國家向萬里煙波蓬勃進取的主要力量。與“海盜”在中國語境中被賦予了負面含義相反，“在歐洲歷史上，海盜從來就不是個卑賤的、黑暗的反面角色，相反，倒是經常伴隨著類似羅賓漢式的俠客或哥倫布式的開拓者的光環，乃至至今仍成為西方兒童讀物中的可愛主角。在西方的大國崛起過程中，都能看到海盜的身影。”他的這種說法并非空穴來風，德國著名哲學家施米特在其《國家主權與自由的海洋》一書中便指出：“16、17世紀時，魯莽且不怕冒險的實干家、勇敢的航海者以及海盜們促成了英國與海洋的聯姻。”政府與民間的相互合作，使歐洲海盜成為了歐洲國家和歐洲文明征服世界的先行者，最近500年間西方文明相對世界文明的優勢地位，與很長時間內歐洲君主們對海盜事業的扶植緊密關聯。

三

雪珥自稱是一個“歷史拓荒者”，他的歷史拓荒是拓出了真相。他對明清以來中國海盜在“中原”心態上頻頻被絞殺的嘆息，直接源于對世界歷史的深刻洞察，“世界歷史是一部海權對抗陸權、陸權對抗海權的斗爭史。”而在過去500年間，凡是在海洋上無所作為的國家，都可認為是“失敗國家”，這里面的主要奧秘，就在于向海洋拓展更容易打造出開放進取的文明形態，而固守陸地則容易抱殘守缺。

雪珥在書中對鄭和下西洋評價不高，這緣于他獨特的歷史視角，他希望看到的是內生的、民間的、市場性的向外拓展力量，而鄭和的船隊卻是代表官方，是為肅清“自生自發的秩序”而去，在他看來這似開放而實保守。這是非常有力度的看法，不過，與之后明清君主們很少組織官方形式的海外之旅相比，還是要認為，鄭和下西洋大幅度通過海洋溝通了中國與世界，是中國人構建“海上中國”的重要一章。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世界之間，鄭和每到一處，在致力于發展商業關系的同時，還幫助當地肅清盜匪，建立秩序。明朝中國事實上扮演起了周圍世界和平與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鄭和的海外航行中，雖然也多次使用武力，但與西方海外殖民的暴力方式相比較，明朝的海外事業卻要相對和平得多，并不過分渲染武力，也不以殖民征服為主要目標。中國的“天下主義”治理理想，也得到了周圍世界的回應。明朝中國在長時間內，形成了“萬邦來朝”的大好局面，就是日本幕府大將軍足利義滿，也心甘情愿向中國納首稱臣。這段歷史對于今天中國與東亞世界的關系來說，仍有重要的暗示作用。在東亞世界對中國來說已日益顯示出其重要性的當下時刻，鄭和下西洋時的和平發展方式，如果有效得以繼承發揚，將有力保證中國以相對和平的方式推進文明復興，順利崛起。

而且，從經濟上說，與外部世界特別是東南亞世界的貿易，對當時明朝的財政及物質需求，也起到了很大作用。鄭和下西洋并非純粹是消費性的，在鄭和下西洋的年代，明朝的財政狀態開始好轉。這對21世紀的中國也不無啟示。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已越來越多地參與世界，如今已成為世界的有機部分。在中國致力于開拓對外經濟、政治關系，海外利益迅速增多之時，如何重新建設“海上中國”，已重新成為當代中國不能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在這點上，鄭和所處的明朝所積累起來的海外貿易經驗，也是一筆可資借用的財富。

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國在政府層面的航海傳統漸告散失，從當時明朝所處的年代來說，也許并不就構成一種遺撼。因為，海禁并不意味著民間海上貿易的同時消亡，而且，從明朝的外患來看，主要還是來自于陸上而非海洋，明朝政府不能不把國家的主要防御精力，投注于陸上武力的建設而非海洋水師；此外，從經濟的角度看，當時中國周圍世界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不如中國，中國通過內部交換即可實現自給，這也使中國的海外冒險，缺乏持久動力。

不過，從后來的歷史來看，鄭和航海事業最后歸于寂滅，又的確殊為可惜。在1433年停止海外航行后，明朝開始有計劃地停止建造船只、關閉船廠、禁止民間私自建造大船。就在與此同時，歐洲人卻逐漸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海域，在新興起商業與軍事相聯合機制下，戰爭行為與市場經濟合為了一體，西方的戰爭藝術與海外商業精神，都在此后年間同步不斷取得了飛躍成長。這也就鑄造了后來中國與西方在經濟社會發展，及在戰爭能力上的明顯落差。相對于歐洲所開拓出來的“現代世界”，鄭和以后的中國由于官方航海傳統的中斷，造成了兩方面的損失：一是航海技術的毀滅，當時的先進造船工具與技術，逐漸失傳；二是航海所代表的商業精神也大傷元氣。鄭和船隊實際上是典型的商業—軍事復合體，既能貿易商業往來又能征戰，這一點非常類似于15世紀后歐洲出現的商業與軍事的結合。然而，當一套官僚指令性系統指揮起市場體制，使軍事與商業再次分開時，明朝也就喪失了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建立起“數目字管理”的機緣，從而也就為此后商業精神的開拓，設置了障礙，也為國家防御外來侵略能力的發展，弱化了組織保障。

另外，在東亞世界內部，由于中國閉關鎖國，減少與外部世界的貿易往來，則使那些急于與中國通商的周圍國家，不得不另尋出路。其結果之一，是使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大朝貢體系之外，又產生了以日本為中心、覆蓋東南亞諸島國和琉球群島的小朝貢體系。這也是近代以來日本制造種種借口對外征服、中國也遭受日本侵略的一個重要歷史由來。

（程亞文，曾為軍事科學院研究人員，現為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環太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戰略分析師。主要關注戰略和國際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