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文

美籍漢學家周錫金，在他寫于1971年的博士論文《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中，給出了“在許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個很不革命的革命”的學術判斷?？上У氖?，他并沒有就這一判斷進行充分論述。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馬勇，也許沒有讀過周錫金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在新書《1911年中國大革命》中別開生面地敘述描繪的，恰恰是辛亥革命期間“很不革命”的另一面。

滿清王朝的尊嚴與瀟灑

“一個王朝的尊嚴與瀟灑”，是《1911年中國大革命》的最后一個章節的小標題。按照馬勇的說法，“開創一個王朝不容易，結束一個王朝也很難”。

1912年2月1日，隆?；侍笾鞒终偌豕皣鴦沾蟪加皶h，討論的結果是頒布召開國民會議、君主不得干預國政的諭旨。2月3日，皇太后對兩天前的決定再作讓步，責成袁世凱與民軍全權商酌議和條件，奏明請旨。袁世凱當天與南方議和總代表伍廷芳取得聯系，按照先前的談判結果，提出一個綜合性的清帝退位條件：甲，關于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九款；乙，關于皇族待遇之條件四款；丙，關于滿蒙回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七款。

伍廷芳收到來電后，于4日下午與唐紹儀、汪精衛一道前往南京通報情況。當天晚上，孫中山召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部總次長在總統府展開討論。5日上午，南京臨時參議院開議優待清室各條件，將《關于大清皇帝優禮之條件》改作《關于清帝遜位后優待之條件》，刪去“大清皇帝有大典禮，國民得以稱慶”等項條款。

2月6日，伍廷芳將這個修正案電告袁世凱。袁世凱立即委派梁士詒進宮覲見隆?；侍??；侍笠廊粓猿直Ａ簟按笄寤实圩鹛栂喑胁惶妗钡热棗l件，并且拒絕采用“遜位”二字。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臨時政府將清帝退位條件最后修正案電達袁世凱。張謇在密電中勸告袁世凱說，南方最后修正案中之所以同意優待條款，主要是因為條款中采用“辭位”替代了“遜位”。這兩個字的代價不可估量，這是南方革命黨人同意妥協的前提和根本。

2月10日，袁世凱召集內閣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會議，坦誠表明自己的妥協立場，以為在能讓則讓的原則下接受和平，對朝廷對國家都有益處。

2月12日，也就是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侍筮B發三道詔書：一為清帝退位詔；二為公布優待條例詔；三為勸諭臣民詔。至此，維持了268年的滿清王朝正式終結，辛亥革命取得初步勝利。

作為總結，馬勇寫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從一個武裝暴動轉化為一場和平的權力交接，不能不說是當時各大政治勢力以大局為重，以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清廷、清政府、革命黨、立憲黨人和袁世凱以及他的那些北洋將領，各方政治勢力不論擁有怎樣的力量，他們都沒有在這場大危機關頭執意訴諸武力，而是堅持談判，各自讓步，從民族大義、國家前途著眼，退一步海闊天空?！笫乐袊藨搶⑦@些和平的權力轉移的歷史過程銘記心頭，以溫情和敬意去看待一個王朝一個帝國的消失?！?

在刊登于2011年3月16日《中華讀書報》的訪談錄《應重新建構我們的問題意識》中，馬勇進一步表示說：“最近兩年出版的小本子很多，因為我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所以每出來一本都會去買，感覺很多作品很草率，這大概和出版界熱衷于炒作的風氣有關。這些書只是講一些歷史的細枝末節，算不上辛亥革命研究的主流?！覀儜撧D化一種視角，從現代化的視角、人民本位的立場去回看這一段歷史，這樣，我們可能有另一種不同的觀感，從而更接近于歷史真實?！?

但是，歷史畢竟是一門引經據典、實事求是的苦學問。歷史學家對于歷史事實的溫情和敬意，以及由此而來的問題意識，必須落實到由“一些歷史的細枝末節”構成的事實鏈條。不在史料的發掘與考證方面付出一些笨功夫，是很容易犯下“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低級錯誤的。正是由于在構成事實鏈條的“一些歷史的細枝末節”方面存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嚴重硬傷，馬勇在開創辛亥革命研究新局面的同時，也表現出通俗有余而專業不足的整體偏差；以至于把多元共和、暗潮涌動的辛亥革命，高調美化成為一團和氣的廉價喜劇。

辛亥革命的選擇性共和

據該書第八章介紹，“武昌起義爆發時，李燮和正在老家湖南安化，稍后他接受湖北軍政府委派，以‘長江下游招討使’的名義，率領三十多名敢死隊隊員奔赴上海，希望以聲東擊西戰術在東部、長江中下游發動，以減輕武昌方面的壓力?！遣还茉趺凑f，李燮和與光復會對于上海而言，畢竟是一種外來力量，強龍壓不住地頭蛇?！痹谶@段文字中，至少存在兩處嚴重硬傷。

其一，李燮和是在武昌首義還沒有爆發的10月6日——也就是農歷辛亥年的中秋節——離開武昌前往上海的。他與幾天后才宣告成立的鄂軍都督府及都督黎元洪之間，并不存在委派與被委派的關系。所謂“長江下游招討使”，一方面是出于李燮和本人兵不厭詐的虛張聲勢；另一方面是出于100年來以訛傳訛的歷史敘述。

其二，1904年11月，光復會由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龔寶銓等人成立于上海新閘路仁和里。陳其美以同盟會員的身份在上海開展活動，是1908年春天的事情。同盟會方面的浙江湖州人陳其美，與光復會方面的浙江紹興人陶成章和湖南安化（今漣源市）人李燮和一樣，相對于李平書、李英石等上海土著來說都是“外來力量”。李燮和與陳其美之間，并不存在“強龍壓不住地頭蛇”的關系。

龔翼星于1913年12月根據李燮和的口述記錄整理的《光復軍志》介紹說，1911年11月4日上午，李燮和統率軍警、商團以及主要由學生和會黨成員組織的敢死隊，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攻堅戰，成功占領江南制造局；從而在勝利光復上海城區的同時，解救了前一天被制造局守軍扣押捆綁的陳其美。11月7日，在李燮和已經被推舉為軍政府臨時總司令的情況下，“有業報者十余人，集于海防廳，議舉都督，燮和部屬惟章豹文知之，馳往，則見一人手叉藥彈，呼曰：‘今日事已屬某君，有異議者，即以此擊之?！内叧??！?

“業報者”，指的是上海同盟會機關報刊《民立報》的出資人沈縵云和編輯記者陳其美、吳忠信等人。以“手叉藥彈”之類恐怖暴力手段擁護陳其美出任滬軍都督的，是會黨首領劉福彪、王金發等人。據比陳其美（英士）還要年輕一歲的他的表叔、同盟會員楊譜笙介紹，“當時多數人推舉都督的對象是李英石。起義前大家原有‘誰先入咸陽誰尊王’（指劉邦、項羽故事）的想法，而李燮和首先光復吳淞、閘北，因此又多矚目李燮和。如果沒有李燮和插一腳，就可能推英石當都督?！?

滬軍都督陳其美上任之后，既與上海本地的實力派人物李平書、李英石等人實現了軍政分權意義上的共存共和，也與上海租界的外國統治者實現了國際外交意義上的共存共和。但是，名字與諧和諧音的光復會領導人李燮和，卻被陳其美強行排斥出了上海城區。對于光復會的另一位領導人陶成章，陳其美干脆派遣蔣介石等人直接采取了暗殺行動。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走向共和已經成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的一種主旋律，馬勇的《1911年中國大革命》，就是這種主旋律的集中表現。只是書中的相關論述，明顯忽略了這樣一個負面事實：基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反思辛亥革命，同盟會方面的滬軍都督陳其美一派人，其實是通過恐怖暴力手段有選擇地走向共和甚至于敗壞共和的。共同發動武昌首義的以湖北人為主體的共進會，與以湖南人為主體的文學社之間，也在進行著同樣性質的殘酷斗爭、自相殘殺。假如不把這些歷史當事人所表現出的歷史局限性闡述明白；辛亥革命之后接連不斷的國內亂相，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以訛傳訛的片面采信

同樣是在該書第八章中，另有關于莊蘊寬的片面介紹：“上海光復后，當地名流如張謇、湯壽潛、趙鳳昌等人就推莊蘊寬前往湖北，……上海方面邀請黃興還有一個不便對黎元洪說明的理由，即上海方面認為，黎元洪是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所擁戴出來的，不是真正的革命黨領袖，而孫中山還在國外未回來，現在只有黃興是國內唯一的革命領袖，應該負起領導全國革命的責任，到上海去統帥江浙軍隊攻克南京，在南京組織全國軍政統一機構，繼續北伐，完成革命事業?！?

諸如此類片面采信、以訛傳訛的歷史敘述，在最近重新出版的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和馮天瑜、張篤勤著《辛亥首義史》等一系列史學著作中普遍存在。這種說法的唯一依據，是黃興當年的參謀長李書城嚴重失實的回憶文章《辛亥前后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

莊蘊寬乘船離開上海前往武漢的準確時間，是農歷辛亥年的9月22日下午，也就是公元1911年11月12日；而不是馮天瑜、張篤勤著《辛亥首義史》排列的11月22日。在11月13日下午致趙鳳昌信中，自號南華的莊蘊寬寫道：“惜陰先生惠鑒：別后于晚二時登輪，頃已過澄江，近北固矣。想嗇公同侯梧岡行否？諸公猶在總會商進行之事，恨不與聞之?！?

這里的“北固”，指的是鎮江東側的北固山?！皢莨敝傅氖菑堝?，字季直，號嗇庵?！拔鄬笔钦憬硪ν┰サ淖痔?。在莊蘊寬離開上海的11月12日，江蘇都督代表雷奮、沈恩孚和浙江都督代表姚桐豫、高爾登，以上海西門江蘇教育總會為通信處，聯名通電各省都督府和咨議局，倡議已經光復的14省，“各派代表仿美國獨立后第一、二次會議，速籌結合?！Y合之地，一時以上海為便，現由江蘇、浙江兩省共同發起臨時國會，派奮等蒞滬專候各省公議，并公推伍廷芳、溫宗堯二君為臨時外交代表，……”

莊蘊寬抵達武漢后，張謇等人在寄給他的密信中寫道：“接粵都督胡復電開：養電悉。武昌亦請派員赴鄂，會商統一法，尊處是否另是一事，乞即示，俾派員蒞會。又滬都督陳其美致各省漾電稱：接湖北黎都督、鎮江林都督專電，謂上海交通較便，組織機關用為開會之地，急當照辦，請各省公舉代表，迅赴上海公開大會，議建臨時政府，總持一切，以立國基而定大局云云。兩電有異同，謇等意政府設鄂、議會設滬，請迅商鄂軍確定辦法，設法電示。如同意，請速派代表?！?

這里的“養電”，指的是廣東都督胡漢民11月22日的回電?！把姟敝傅氖菧级疥惼涿赖墓_通電。莊蘊寬作為聚集上海的各省立憲派的代表人物，甘冒戰火來到湖北的第一目標，是與黎元洪、黃興等人協商中華民國“政府設鄂、議會設滬”的整體框架，而不是李書城所說請黃興“負起領導革命的責任，到上海去統率江、浙軍隊攻克南京”?，F代憲政民主制度的第一法理，是權為民所賦的程序正義。立憲派人士莊蘊寬無論如何不會撇開江浙聯軍方面德高望重的程德全、徐紹楨等人，私自賦予革命黨人黃興統率江浙軍隊的最高指揮權。

馬勇該書中最為混亂離奇的常識性錯誤，是第十章關于洪述祖的介紹文字：“至于趙鳳昌與袁世凱之間，還有一層過去不太知道或不太被重視的關系。趙鳳昌的妻弟洪述祖，據說洪述祖還有一個胞妹又是袁世凱最為寵愛的姨太?！?

書中為此事提供的文字證據，是十分薄弱并且明顯誤讀的一段話：“在趙鳳昌所保留的歷史文件中，還有一份洪述祖在北京致趙鳳昌的密函，從這個密函看，洪述祖很親切地稱呼趙鳳昌為‘竹哥’為‘吾哥’，因為趙鳳昌的太太就是洪家人，據說就是洪述祖的姐姐；稱袁世凱為項城，稱唐紹儀為少川，稱慶親王為‘老慶’，稱攝政王為載灃，稱徐世昌為菊人，其親疏遠近分明?！?

這里所謂的密函，是直隸候補道兼礦物局總辦洪述祖，于1911年11月21日從天津寫給趙鳳昌的一封密信，其中通報了袁世凱進京組閣以及唐紹儀南下議和的相關情況。根據密信中的介紹，洪述祖擅自替朝廷草擬的一份詔書，是通過唐紹儀（少川）等人輾轉遞交給最高層的袁世凱、奕劻、徐世昌、載灃等人的。洪述祖與袁世凱等人之間，顯然沒有直接溝通的信息渠道。據同時代的錢聽濤介紹，趙鳳昌的元配夫人洪元，生一女名汝歡，又名志仁，長大后嫁給蘇州人潘一山。繼配夫人周南，廣東人，生女汝和，又名志道，后來成為楊杏佛的妻子。生男趙尊岳，原名汝樂，字叔雍。據趙尊岳回憶，趙鳳昌與莊蘊寬之間是“鄉人”關系。至于趙鳳昌的元配夫人洪元，到底是洪述祖的同胞姐姐還是同宗堂姐，筆者迄今沒有看到第一手的確切記載。在袁世凱有據可查的一妻九妾中，從來沒有姓洪的姨太。洪氏姨太其實是許指嚴、蔡寄鷗、蔡東藩、陶菊隱等人，采用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小說筆法虛構捏造的一個文學形象。馬勇在歷史敘述中竟然據此寫出“趙鳳昌不僅與武漢方面有著他人無法比擬的親密關系，就憑他與袁世凱這種一肩挑的關系，又有他們的小舅子洪述祖從中穿梭，所謂南北和談，還不就是趙鳳昌、袁世凱他們自己家的事嗎？”之類的無稽之談，無論如何都是對于廣大讀者的低級誤導。

總而言之，出于對李書城等人的片面回憶，以及許指嚴、蔡寄鷗、蔡東藩、陶菊隱等人莫須有的文學虛構的片面采信，馬勇在別開生面地敘述論證辛亥革命“很不革命”地走向共和的同時；卻又陷入了片面美化甚至于以訛傳訛的另一種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