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文

這個悠長的春天，全球的制造業公司都無法歡快度過了。因為日本大地震，目力所及的制造公司們紛紛調整自己下一個季度的銷售預期。

 

 

最先被感染上悲觀情緒的是中國汽車制造業。自日本地震以來，張房有常常寢食難安，作為中國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之一廣汽的董事長，他深知日本在全球汽車產業鏈中的核心地位，這個堅固的環節一旦遭遇創傷，廣汽所受的傷害不言自明。他向媒體表示，由于日本地震，公司5月份的產量將會下降30%左右。

 

 

這種情形也同樣適用于代工之王富士康，因為日本供貨不足，公司第一季度的利潤已經減少了30%，而下一個季度能否振作起來，還只是個未知數。缺乏零部件，富士康的流水線隨時可能停轉。

 

 

不僅如此，在這個浩瀚的地球上，還有無數人關心著日本的命運，他們的關注程度甚至超過了對自身的審視。在美國，他們是豐田美國工廠以及焦灼等待豐田零部件的通用汽車的員工；在馬來西亞，他們來自佳能的相機代工廠，他們擔心產品不能迅速銷往世界從而影響自己的收入；在臺灣，最焦急的是仁寶、廣達為代表的電腦制造商……

 

 

突如其來的大災難讓人們震驚的同時，也讓人們驚訝地發現，日本人精心打造的產業鏈已經遍布全球，與當地經濟血肉相連。一旦驟然地抽離，不僅會感受到巨大的疼痛，也會讓人慨嘆，原來我們對日本已經依賴太深。

 

 

而直到今天，我們對日本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表面，我們常常把缺乏創造力、經濟發展緩慢、死板僵化這些灰色的詞語放置在日本的上空，而日本人自己也并不辯駁。日本年輕的評論人加藤嘉一告訴我，這源自日本人自卑的心理特征，“即使我們沒那么危險，我們也時刻擔心明天。”

 

 

如果說日本人掩藏實力是出自自卑心理，那么，在過去的歲月里，我們對日本商業研究的忽視則是被傲慢無知的情緒所左右的結果。

 

 

失落的日本？

 

 

1962年，日本經濟剛剛起飛，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看一看日本”的文章，一向嚴謹的英國人不吝用各種溢美之詞來形容這個剛剛崛起的國度，譬如生產力高、勞資關系融洽，等等。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日本人自己卻保持著揮之不去的悲觀情緒，他們擔心經濟的迅速發展只是虛高的表象，他們甚至把成功描寫成迎頭而來的痛擊，他們擔心泡沫崩潰，焦慮于看不清自己的財富到底意味著什么。

 

 

同樣地，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人宣稱自己進入“失去的十年”，經濟緩慢增長，甚至出現停滯，長期低迷的狀態讓人們情緒低落。和三十年前不同，這一次，西方世界似乎認同了日本人的自我評價，《華爾街日報》長篇累牘地描述日本商業的困頓局面，直到現在，他們依然花費大量筆墨，企圖讓人們相信這個國家從經濟上來說已經淪為二等國家，這個國家的商業模式已經走向沒落，一如明日黃花。

 

 

問題是，外界對日本的了解是否只是紙上談兵？我們是否忽略了他們沉默外表下的強大力量？在所謂的“失去的十年”中，日本公司早已經巧妙布局，步步為營，占據了大部分產業最重要的環節。老牌企業日立公司幾乎放棄了在家電市場獲取利潤的戰略，轉而征戰日本和中國的基礎設施、重工業以及核能領域。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慷慨地投入四萬億人民幣用來推動GDP的增長，日立抓住機遇，為重慶、武漢等中國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設備和能源技術，到2009年，這家公司已從這些項目中賺取了上億元人民幣的利潤。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企業索尼和松下，在所謂“失去的十年”中，銷售額不僅未見減少，反而大幅度地增長。1992年3月期結算時，索尼的銷售額約2萬億日元，松下約5萬億日元，在2001年3月期結算時，索尼的銷售額已達7.3萬億日元，松下則是7.6萬億日元。

 

 

日本的核心零部件生產商更是力量強大，就像長城一樣，把海外競爭者隔絕在荒蠻之地。鮮為人知的日本美蓓亞株式會社是全球最大的軸承生產商，全世界的飛機當中，有90%都在使用美蓓亞提供的軸承。還有一家名為阿爾派的公司專門為汽車、照相機和其他工業設備生產配套的微型電子設備，通用汽車公司前任總裁曾經意味深長地說：“95%的通用汽車都離不開阿爾派的產品。”

 

 

這些顯形和隱形的行業冠軍們足跡遍布世界各個角落，憑借過人的技術與商業嗅覺侵吞著世界商業版圖，賺取高額利潤，說日本“失落”未免有些武斷。

 

 

更容易讓人忽視的是，由于全力打造核心技術，而把“瀑布”的下游傳送到海外，原本應計入日本國內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被算到了產業鏈的下游國度，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的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相反，如果我們以GNP(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這個國家依然保持著每年百分之十幾的迅猛增長。失落的，到底應該是誰呢？

 

 

日本著名的制造業研究專家藤本隆宏曾經做過這樣一個比喻，日本在全球的商業布局是一種 “雁行形態”：本土企業為雁頭，掌握最上游的產品和技術；其次是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主要為日本技術做配套；最后才是中國大陸地區所扮演的“雁尾”角色，為日本制造業做組裝，處于產業鏈的最下游。當我們的GDP數字飛速飆升，甚至超過日本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在干日本人不愿意干的活兒，僅此而已。

 

 

東方經濟學

 

 

這樣的結論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警示：我們總是一廂情愿地擁抱西方經濟學，認為其理所當然地適用于一切市場和國家，而忽略了日本這種以制造業為基礎、以金融業為助力、具有東方性格的商業模式。

 

 

長久以來，西方經濟學更像是數學專業的一部分，從保羅·薩繆爾森開始，數學與計量模型的大量運用，使得經濟學的研究者們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用來訓練解題技巧和建模技術，他們忽視了經濟學知識和思想，及研究現實問題的能力訓練，他們忘記了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國富論》、《資本論》都是任何一個認字的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書籍。

 

 

當然，用數字來闡述經濟學有著深刻的商業根源，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制造業不斷向著亞洲國家轉移，他們不愿意再從事利潤微薄、工序簡單的產業，而是熱衷于利用金融衍生品來賺取財富，“錢生錢”成為每一個人的信條。因此，對美國經濟學家來說，如何通過復雜的模型和數字來獲取膨脹的財富才是他們的第一要務。

 

 

日本的模式則截然相反，“雁行形態”是一種生命力頑強的商業模式，它不僅能賺取利潤，更能保證經濟穩定發展。

 

 

另一方面，在經濟活動中日本政府機構扮演的角色，其權威并不表現在干預，而是接納私營企業共同參與決策，分享權威，共同尋求并完善一種機制。市場經濟的通病是各個私營企業各自為政，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缺乏整體目標。而日本的這種機制力圖克服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明確國家發展的目標，政府機構與私營企業相互協作，相互促進。日本模式是有史以來，為了實現明確的發展目標而實踐最成功的戰略。不僅是日本，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包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在復制了日本的戰略后，同樣取得了成功。

 

 

在紛繁復雜的經濟世界里，毫無疑問，日本堅持了一種最為保守，但是又充滿激情的生存理念，我在《日本商業四百年》中，將這種精神概括為武士和儒商的結合，積極進取的態度，穩健的作風，加上對誠信仁義的貫徹，這或許就是東方經濟學的內核。（作者系日本問題研究學者，著有《麻辣日本史》、《日本商業四百年》，本文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