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唯一令我震驚的是，在一條我不想走的路上，走得這么遠。”這位音樂界與商界的跨界英雄如此輕描淡寫，似乎參與締造和領導亞洲最偉大的公司之一的經歷，僅僅是一段無足輕重的意外。 

4月23日，81歲的大賀典雄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而未能再一次指揮東京愛樂樂團原定于5月4日的賑災義演。 

生于1930年的大賀典雄，是一個木材進出口富商的第四個兒子，幼時即痛恨體育運動，卻有不錯的音樂天賦。16歲時，他成為中山貞一【日本著名音樂教師和歌劇演員】的學生，此后四年，每周從東京附近的海灣駿河灣往返東京學習德語歌劇的經驗，這令他日后精通德語。1949年，他是全日本13名考入東京藝術大學聲樂系的學生之一。大學四年級時，他又接受了蓋哈德·胡什【德國著名歌唱家】的邀請，到柏林去做歌唱家的學生——這一道歐洲的游學從1954年夏天持續到1958年。還在讀書時，他就已經在一系列歌劇中扮演角色，這些劇目中有很多被制作成廣播劇，其中包括瓦格納和舒伯特的作品。 

如果不是在1950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碰到井深大【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另一位是盛田昭夫】，那么大賀典雄將毫無意外地作為一名音樂家度過一生，而不必等到60歲時才重返樂壇——在他決定接受盛田昭夫的邀請加入索尼時，大賀典雄就決定，要在自己年滿60時重返樂團。1990年，他遵守了自己的諾言，重新開始擔任樂隊指揮。

井深大將大賀典雄描述為“一個傲慢無禮但精通技術的大學生”。但沒過多久，他就意識到了這個年輕人的才華：他對音樂的了解對他正在研究的索尼磁帶錄音機技術大有助益，同時他又擁有驚人的雄辯與說服力。

此后，盛田昭夫用了6年時間來游說立志成為音樂家的大賀典雄放棄音樂，選擇商業，加入索尼。1953年大賀畢業時，盛田昭夫第一次發出邀請，他甚至不要求大賀全身心投入，只希望他在“精神上”成為索尼的員工；此后在大賀身處歐洲的四年時間中，每周他都會接到忙碌的盛田昭夫親手寫的信件。

終于，1959年4月，大賀典雄成為索尼的一名中層管理者——在當時一個企業員工要用20年才能得到這個職務。1964年，35歲的大賀典雄成為索尼歷史上最年輕的董事。隨后他一步步成為這家亞洲最國際化的公司的最高領導者。

在他任職期間，索尼成為音樂、電影和作為快速消費品的個人電器領域的世界級巨頭。他像最挑剔的用戶那樣，考慮索尼產品的每一個細節，“產品的重量和感覺，金屬的亞光黑色，各個功能鍵的設置，甚至索尼標志的大小”；索尼全球所有的廣告標題都由他撰寫，甚至連字號、字體和廣告位置都由他決定。如果你能意識到索尼正是20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蘋果，那么你就更能理解大賀典雄取得的成就。

除了那些公司管理、合作與并購（在大賀典雄任內涉及到音樂與電影，CBS與哥倫比亞，邁克爾·杰克遜與山口百惠都是索尼旗下藝人）、市場開拓與銷售方面的成績，大賀典雄為人樂道的成就，還包括他將索尼引入了數字化時代。是他領導的索尼公司和荷蘭公司飛利浦一起制定了CD的標準，也是他將一張CD的長度確定為75分鐘，因為這個長度剛好可以容納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全曲，因而也可以容納下所有最重要的音樂。盡管音樂界的保守主義者們堅定地認為數字化是在出賣音樂的靈魂，但是大賀典雄創造的這一潮流已經被剛剛過去的歷史所證實和接受。

和盛田昭夫一樣，在公司內部他是個令人顫栗的暴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心細如發，能夠覺察到秘書的失戀并給予安慰。他已經證明了他是一個一流的商人和穩重的指揮家，但與此同時他又是個膽大妄為的冒險家，他曾經駕駛著索尼的飛機飛越航空禁區，也是一個無所畏懼的賽車手。

當他決定卸任索尼最高領導者的職務時，他頗為躊躇地為索尼選擇了一位接班人。那是1995年一個悶熱的下午，大賀在自己位于7層的辦公室里單獨召見了出井伸之。在不到15分鐘的會面時間中，大賀典雄用一貫獨斷專行的口吻，對被嚇得不知所措的出井伸之說：“我已經決定了，你必須做我的繼任者。”

如果不是因為索尼教父盛田昭夫突如其來的重病——腦溢血讓這位史蒂夫·喬布斯最欣賞的商人之一、全世界最暢銷的電子產品“隨身聽”的締造者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與交流能力，大賀典雄原本計劃讓索尼更加激進地邁入全球化時代。在大賀典雄的計劃中，索尼公司將有兩個國際總部，在日本的索尼控制著電器、研究和生產，在紐約的索尼控制著世界市場和內容、軟件。這種想象中的格局正類似于今天的索尼，斯金格與中缽良一（一位美國人與一位日本人）通過配合共同管理著這家公司。但是盛田昭夫的突然生病，讓形勢變得無從抉擇：大賀典雄必須挑選一個日本繼承人。

當出井伸之被任命為索尼的總裁時，公司內部很多人甚至沒聽說過他。大賀典雄說，索尼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需要一個勇敢的異教徒來帶領這家公司做出正確又別致的選擇。出井伸之毫無疑問地讓索尼更加全球化，但另一些方面，大賀似乎又很失望。出井伸之曾經說：“每次見面他都會向我發難：我創造了CD、微型光盤，這個東西那個東西，你做了什么？你打算做些什么？”他們的關系很微妙。大賀典雄選中了出井，并且庇護著他，但是又盡情宣泄著對出井的不滿。而出井伸之也承認同大賀典雄的會面讓他壓抑，并且精疲力盡，“他總是坐在那兒講個沒完，他不交流，只是宣講……”

或許沒有什么比索尼的衰落更讓大賀典雄心痛的，盡管他已經選擇了音樂家的生活。他公開表達過對索尼在全世界范圍內衰退的失望。當蘋果公司因為iPod一舉取代索尼成為音樂播放領域的霸主時，在硅谷流傳著一則殘酷的笑話：“SONY怎么拼？A—P—P—L—E”！盛田昭夫和大賀典雄的接班人，無論是誰，終究沒能造出媲美“Walkman”和“CD”的產品。

當然，公司的崛起與衰落，更大程度上是一個鐵律。很少有公司能總是引領時代潮流而不衰。無論是惠普、微軟、索尼還是雅虎，甚至更年輕的谷歌都面臨著失寵的危險。能夠參與將索尼塑造成為20世紀后半葉很長一段時間內全球最酷的公司之一，已經足以讓人自豪。更何況，這個人還是個專業級的音樂家，一個能夠輕而易舉地在藝術與商業之間跳躍的人。

曾有人問大賀典雄，如何看待自己在索尼公司的職業經歷，他的回答是：“我生命中唯一令我震驚的是，在一條我不想走的路上，走得這么遠。”他如此輕描淡寫，似乎參與締造和領導亞洲最偉大的公司之一的經歷，僅僅是一段無足輕重的意外，而沒能更多的指揮樂隊演奏貝多芬，才真正讓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