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文
本·拉登之死在東西方兩個世界同時激起了巨大的漣漪。但是，從這一大事件里，東方極力想要看到的是政治陰謀，而西方看到的則是法治和人權的缺失。它就像一面鏡子，將各自社會的治理體制和各自人民的思維方式展露無遺。
東方世界的“陰謀論”之爭
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軍特種部隊擊斃的消息經奧巴馬總統正式宣布以后幾個小時，我以前報社的一位同事——他已定居美國多年——在MSN上意味深長地問我：“你真的相信拉登已經死了嗎？”
我吃驚地反問：“難道你認為奧巴馬會欺騙全美國和全世界？”
他更加意味深長地說：“看來你對美國政客的信任度遠遠超過了我這個美國居民。”
那一刻，我仿佛能夠穿越MSN視窗看到那一邊他那帶著善意的嘲諷眼神。出于對我的禮貌，我想有句話他沒有說出口：你太天真了！
我的這位朋友確實具有不一般的政治敏感——在此后的幾周里，隨著越來越多更加具體的信息不斷被披露出來，許多版本的關于本·拉登之死的陰謀論持續發酵。
我大致梳理了一下，撇開許多相對更加專業和次要的細枝末節，媒體和社會大眾大多把懷疑的重心聚焦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既然本·拉登及其旁從并未有力抵抗，為什么身經百戰的海豹突擊隊不活捉他，而要將其打死？第二，為什么美國當局要那么迫不及待地將本·拉登的尸體海葬？海葬即意味著永遠地銷聲匿跡。第三，有關本·拉登之死的幾乎所有信息——尤其是所謂DNA和臉部鑒別等驗尸證明——都是美國政府口說的，迄今為止美方沒有公布任何可供檢驗的證據，社會也未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旁證。相反，與拉登和基地組織有密切關系的塔利班第一時間公開回應說，現在斷言拉登已死“為時尚早”；基地組織本身卻是在事情發生整整一周后的5月6日才對外宣布確認拉登已死的，況且其真實性尚待驗證……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政府對外公布的許多信息存在著明顯的前后矛盾，例如，擊斃拉登時他是否持有武器并反抗？他有沒有用妻子作人體盾牌？那架在行動中墜毀的美軍直升機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情報局局長帕內塔5月3日接受NBC采訪時說，政府將公布一張拉登海葬時的照片，但第二天就被奧巴馬總統否定，理由是“從國家安全角度考慮，為了防止煽動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情緒”，而且，“即使‘眼見為實’也不會平息一些人的質疑”。巴基斯坦媒體還報道說，在突擊行動中被捕的一位據稱是拉登女兒的12歲女童告訴巴調查人員，實際上美軍是活捉了他父親后再當著他家人面槍殺了他……
所有這一堆混亂不堪和漏洞百出的信息都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懷疑，而這些懷疑最終都指向一個巨大的問號，也就是我那具有先見之明的朋友早就暗示的：奧巴馬政府對美國和世界撒下了一個彌天大謊。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在不久后的大選中增添勝算。
至于這個彌天大謊的謎底，則又有許多個版本，著實令人嘆服人類無邊的想象力。最簡單的說法是本·拉登根本就沒有死，阿伯塔巴德的周末突襲壓根就是一場演給外人看的戲。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的另一種說法更有創意，它認為美國其實在很久以前就捉到（或殺死）了拉登，白宮選擇在此時公布其死訊，是為操縱選民。眾所周知，國會內兩黨圍繞預算案的爭斗和僵局正把奧巴馬政府搞得焦頭爛額。還有一些說法更離奇，但其實是老調重彈，它宣稱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叫做奧沙馬·本·拉登的人，他和所謂的基地組織，從頭到尾就是美國（或以色列）為了稱霸世界（或稱霸中東）一手虛構出來的故事……
不管上述這些數不盡的懷疑和想象究竟是出于何種動機和站在何種價值立場上，在我看來，它們共同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對政府是多么的不信任！雖然在這件事情上針對的具體對象是美國政府，但懷疑論者的潛意識里其實是把揣度自己國家政府的那種思維模式套用到美國政府身上。
我以為，以這種政治上的超級成熟甚至老謀深算去分析美國政府的行為，越是駕輕就熟，就很可能越是顯示出我們對美國政治體制的驚人無知。為什么陰謀論差不多全部來自非西方社會里的民眾？或者說，為什么歐洲和日本這些民主國家里很少發出類似的懷疑？將這個現象解釋為這些國家的民眾普遍親美大概會有很強的表面說服力，至少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是這樣的。但真實的情況是，首先，法國的民眾并不親美；其次，他們對本國政府從來是滿腹狐疑，何以竟反而會去輕信美國政府？因此，我的答案是：這些國家里的民眾比我們更加了解和熟悉民主憲政之下的政府行為模式，他們知道政府在什么情況下會撒謊，在什么情況下不會撒謊。在這個問題上，我那位美國朋友的成熟和我的天真正好形成了一個空間上的錯位。
我一點也不想把美國政府和奧巴馬總統想得太好，當然我也沒有必要把他們想得太壞。我認為，上述這些陰謀論者所懷疑的事情，在許多時候，美國政府和奧巴馬可能都很想去做——誰不想享受那種絕對權力帶來的快感呢？問題在于，美國體制決定了政府沒有能力做到這些陰謀論者設想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這倒是輕而易舉可以做到的。
美國的國會并不是一個走走形式的橡皮圖章，美國的法官和檢察官也不是誰權力大就聽誰的，美國的反對黨更不是執政黨或政府豢養的一群隨聲附和者……美國的新聞媒體很可能或多或少地充當利益集團的“喉舌”，而不像它們自稱的那么獨立，但有一點卻是十分肯定的：它們不是執政黨和政府的喉舌……
一句話，盯著白宮和奧巴馬的眼睛實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們要扯這樣一個彌天大謊并始終保守住秘密，簡直是沒有可能的——39年前的“水門事件”就是前車之鑒。有無數人懷著各種高尚或卑賤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正義，可能是為了名利——渴望著揭穿總統和政府的那些不可告人的陰謀和丑聞，最終的結果，是使得絕大多數的陰謀和丑聞胎死腹中。
對于那些一肚子政治謀略的陰謀論者，如果以為美國的整臺國家機器中的每一個執行者都能夠把思想統一得像一個人，緊密團結在以奧巴馬為核心的民主黨政府的周圍——比如去制造一場擊斃本·拉登的謊言，那么，你其實并不是把美國人看得太壞，而是過高估計了人性中的忠誠美德。世界上如果有其他地方能夠做到這樣，那也不是因為人們發自內心的忠誠，而是制度上的強制使人因恐懼（反面即貪婪）而屈服罷了。試想一下，在決策和執行這次任務的全過程中，參與者和知情者總不下一二百人吧？他們的個人品德和政治傾向又有誰能打包票？出現了這樣一個驚暴世界的彌天大謊，對共和黨來說，就是一個在下一次大選中扳倒民主黨的最大利好；對民主黨內部的其他實力人物來說，很可能是取奧巴馬而代之的絕好機會；對媒體來說，當然是吸引受眾的最大賣點……于是，出售這個秘密，將會給自己帶來多大的收益？這筆賬是誰都算得來的。最重要的在于，出售和傳播這個秘密的人們在美國體制下是用不著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和事業前途的。
美國和美國政府可能的確很強大，強大到奧巴馬在那天的演講中用這樣一句話來激勵民眾：“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無所不能。”但是，封住國民的嘴，不讓大家說話，恰恰是美國政府最無能為力的事情，美國的體制使中國兵法中的許多政治計謀失去了用武之地。
當然，我認為，美國政府在此次行動中也并非完全沒有一點秘密和謊言。比如美軍突擊隊員一定事先就已經得到上級的明令或暗示：擊斃而非生擒拉登。而不像政府發言人宣稱的那樣是因為他反抗才遭擊斃。這是因為，要一個死的拉登比要一個活的拉登，對美國政府來說要有利得多。如果活捉拉登，那么接下來就將是曠日持久的審問、搜證和審判，歷時很可能長達幾年，鑒于拉登在全球恐怖主義中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這期間將會發生多少不可預測的麻煩和風險？再者，根據美國通過的特別法令，凡在反恐戰爭中抓獲的俘虜，都必須關押在美國本土以外的地方，實際上也就是必須將拉登拘押在古巴關塔那摩美軍基地監獄。然而，民主黨與共和黨政策分歧的很重要一點，恰恰是它主張關閉關塔那摩監獄。這又會帶來多大的尷尬？
只是，奧巴馬政府未必沒有估計過，這些“小九九”和不誠實即便公諸于世，也是完全能得到大多數美國人的理解和諒解的。這就是前文所說的，政府能夠向民眾撒的謊。
透過彌漫在本·拉登之死事件之上的重重陰謀論煙霧，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政治制度與政府行為之下形成的民眾思維方式，對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與政府行為所產生的嚴重不了解和錯誤估計。有人也許會反對：那么，為什么在美國懷疑拉登未死的也大有人在，而且好萊塢經常拍類似的陰謀大片，故事背景都是美國自己？我的回答是：這正好折射出世人（包括美國人）對美國理想的脆弱性的持續擔憂，當然也就更加凸顯出美國國父們當年費勁心機設計和建立起這套體制的極端必要性。
大西洋兩岸的“合法性”之辯
危機能夠促進內部團結，而安逸總是引發分裂。這句話用在西方世界針對本·拉登及其領導的基地組織的反恐戰爭上面，再恰當不過了。
十年前瘋狂的“9·11”襲擊激起了整個西方的同仇敵愾，就連素來對英語民族心懷微妙情緒的孤傲的法國人也不吝在自己的報紙上發表《我們現在都是美國人》這樣的社論，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但好景不長，隨著以法德為代表的歐盟與美國（當然還有它永遠的支持者英國）在未經聯合國授權即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合法性問題上的嚴重分歧，大西洋兩邊的新老兩個半西方世界的關系一度跌落到了冰點。之后發生在馬德里、倫敦及世界各地的許多恐怖襲擊迫使歐洲與美國不得不勉強地走到一起，雖然期間雙方一直口舌不斷。
本月初美軍擊斃頭號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新聞傳來，在全球各地激蕩起迥然不同的社會反響，尤其是在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增添了新的復雜的愛恨情仇（例如它暴露并加劇了美國與反恐伙伴巴基斯坦之間的不信任關系），這些自不待言。最有意思的是，它在表面上如同手足的大西洋兩岸也再度引發了不和諧的聲音——美國政府和人民當然是毫無保留報之以歡慶，而在歐洲，除了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情緒一邊倒之外，我們看到，法國總統薩科奇和德國總理默克爾雖然也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予以祝賀，但他們的態度顯然要謹慎和保守得多。
在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之外，民間的聲音就要刺耳得多。隨著越來越多細節的曝光，在歐洲，不少媒體開始質疑擊斃本·拉登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對德國電視臺明確表示，在未遇到本·拉登抵抗的情況下直接擊斃他，“這很明顯是違反國際法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德國綠黨政治家漢斯-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貝勒的有力支持，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電臺網站采訪時說，這么做既不符合基本的國內法，也不符合國際法。公開批評揚基大兵違法的還有法國國家憲兵干預部隊（這是法國反恐精英部隊）的前負責人克里斯蒂安·普魯托。在他看來，由于未征得主權國家的同意，美國在巴基斯坦領土上采取軍事行動擊斃本·拉丹完全是非法的。
即使是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質疑的聲音也不絕于耳。英國肯特大學的律師迪克·格里夫、英國國防部律師邁克爾·曼斯菲爾德和澳大利亞知名人權律師杰弗里?羅伯遜都指出，這次襲擊看起來“像一起沒有適當司法程序的法外殺人事件”，“這不是公正，這是對公正的曲解。公正是指將某人帶上法庭，根據證據認定其罪行并對其進行判決”。英國一家報紙的主編甚至寫道：“民主國家不會不經司法程序就處決罪犯……如果繞開這一程序，那么你并不比恐怖分子高明多少。”
無疑，這些又進一步加深了美國人對歐洲的成見。被絕大多數美國民眾視為理所當然的是，擊殺本·拉登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恐怖分子，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礙。這些天來雖說美國媒體也有關于這件事情的討論，但它們幾乎是一邊倒地尋找各種理由為美軍的行動和美國的政策辯護。
按照中國媒體的一般邏輯，這種口舌之爭反映的自然是西方內部不同利益之間的分歧，簡言之，即美國與法德所代表的歐洲在共同反對針對西方的國際恐怖主義時，有它們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這里的利益，自然是指政治、軍事、經濟等現實利益。
這種看法當然不是毫無道理的，但我覺得，片面強調這種一元的“利益論”，恐怕是閹割和簡化了人類社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它將人類的理念視為現實利益的簡單鏡像，從而大大低估了人創造歷史的能力。況且，這種邏輯還武斷地認定，美國和歐洲各自的所謂“利益”是鐵板一塊的。但實際上，熟知中國事務的分析人士應該很明白，針對同樣一個與國際相關的問題（比較典型的如人民幣匯率問題），我們自己內部的不同群體也總是具有不同的利益及代表它們的不同觀點。
因此，在我看來，大西洋兩岸在反恐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更多地體現了西方內部的不同的國際秩序哲學及政治理想，而這種觀念上的分歧又與歐洲與美國近現代的不同歷史經驗密不可分。
經歷過歷史上無數次血腥爭戰——特別是過去100年內的兩次慘絕倫寰的世界大戰——洗禮的歐洲，早就厭倦了那種叢林式的世界圖景。二戰以后，隨著懷有歷史夙愿的法德兩個民族的和解和基于統一市場基石之上的歐盟這一超主權政治形態的成功建立，現代歐洲人普遍相信，人類的紛爭可以通過商業的融合、法治的普及和文化的多元包容來得到最終解決，而非必須訴諸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人正在踐行著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伊曼努爾·康德200年前描述過的那條通往“永久和平”之路。
美國擁有世界上最獨一無二的建國歷程，在歷史上其本土又從未遭受過外來攻擊（如果不算距離大陸千里之遙的“珍珠港事件”，“9·11”事件是第一次，也因此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創傷是外人難以想象的），那種新世界特有的道德上的自我期許和面對世界時的孤立主義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演化成一種牢不可破的“美國例外主義”。這種觀念的核心是：美國的確也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好學生，甚至還是啟蒙運動的直接產物，在本國內部與歐洲人一樣堅守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原則；但面對這個殘酷的叢林世界，美國的行動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事實上，兩百多年來，這種“美國例外主義”一向就不乏廣泛的市場，而美國的迅速崛起乃至稱雄世界，仿佛又反過來強有力地證明了它的正確性和正當性。在美國的現實主義者們看來，歐洲人之所以能夠優雅文明地享受眼前這個“后現代天堂”，正是美國在叢林里野蠻搏斗的結果——美國為整個西方的和平天堂建造了一道堅實的長城，卻唯獨把自己關在了城外。（本文此處對美國新現實主義政治學者羅伯特·卡根所著的《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一書中的觀點有所引用）
從我這樣一個局外的旁觀者角度來看，大西洋兩邊的分歧實際上體現了西方的一種持續的內部張力。并且，很可能正是這種內部張力才使得西方得以延續其生命力和創造力。將現實世界看成一曲田園牧歌，認為一切紛爭都可以像歐盟內部那樣通過法律和市場的手段來協商解決，確實是有些天真了。美國的看法沒有錯，正因為有了美國和北約，歐盟的存在才有保障。但反過來，將世界看作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叢林，似乎公義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在人心中存在過，也是極為簡單粗暴的。這里順便再提一下，可能是受媒體宣傳及“中國崛起”的自信心膨脹的影響，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是以這種眼光看待世界的。美國或許的確強大，但它不可能強大到可以忽視整個世界的感受。退一萬步說，即使它能夠征服世界，也不可能征服人心。
這兩種不同的政治理念也許還可以用美國學者小約瑟夫·奈提出的所謂“硬實力”與“軟實力”來解釋，它們都不可或缺也不可偏廢。就拿對付國際恐怖主義來說，在刀光血影的戰場上消滅基地組織和本·拉登，的確離不開美國式的硬實力。但這也可能進一步加深了美國（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裂痕，當年小布什政府的許多魯莽的單邊行動的客觀效果不是在解決恐怖主義問題，而是培養恐怖主義的土壤，激化恐怖主義的情緒。長期而言，要緩和乃至化解西方與穆斯林世界的深刻敵意，真正實現雙方的和平共處，則有賴于歐洲式的價值理念和老于世故的政治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