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啟越 一邊倒奶，另一邊卻買不起奶，這是政治書上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在生產過剩時的“罪惡”。但同樣的怪現象我們現在也碰上了，一頭是菜賤傷農，一斤蔬菜幾分錢都賣不出去，農民只好讓菜爛在地里；另一頭，城市居民卻仍在為蔬菜支付高價格，一斤幾元錢的蔬菜是正常的。這里面顯然沒有資本主義的“陰謀”，但是為什么此時供求決定價格的經濟學規律沒有起作用？我們在為誰支付高菜價？

所有的探究都想分析出從菜地到餐桌的長長鏈條中，錢被誰掙走了，誰又在其中獲得了暴利。但和房地產市場不同，分析者最后失望地發現，誰都沒有在其中掙錢，至少不存在暴利。農民顯然不掙錢，他們不虧本就算是幸運的了；批發商也在抱怨，因為他們扣除油費、人工費以及其他費用，所剩無幾。零售商已經在喊：我們是以進價銷售，是在幫政府的忙。而終端消費者一直就不滿：為什么菜價這么貴？甚至連農產品炒家在這次菜價下跌中也賠得血本無歸。

好像誰都不應該為蔬菜價格扭曲承擔責任。農民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非理性地增加產量并不是他們的錯；中間商的利潤也是微薄的，如果不加價，他們甚至不掙錢，他們顯然不是志愿者。甚至政府都已經盡力了，他們推行農—超對接，簡化蔬菜流通的中間環節，建立綠色通道，降低蔬菜流通成本。在農民賣不出去菜的時候，地方官員們還扮演推銷員的角色，為爛在地里的蔬菜找出路。我們能抱怨誰呢？我們好像只能抱怨自己的工資不夠高，仍需為那點菜錢斤斤計較。

但問題卻真的出在流通環節上。我們不難發現自己家附近的農貿市場越來越高檔，甚至冬天都有了暖氣，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攤販們的租金和管理費大幅度上升；我們已經看不到那些趕著馬車進城賣菜的農民，他們只能將菜出售給批發商；而批發商的運菜車也時刻冒著被罰款的危險，他們必須將這些成本轉嫁到下一個鏈條。為了城市的美觀，為政者設置了很多門檻。我們在買菜的同時，實際上還為這些門檻——城市管理成本——買單。

我們還在為城市化買單。我們城市的周圍本來有很多農產品生產基地，他們以前為我們提供便宜而新鮮的農產品。但是因為城市化，這些農產品基地被開發，蓋起了商品房或廠房，因為這些東西比農產品能帶來更多的收益。我們餐桌上的蔬菜必須從更遠的地方運過來。

這也不是問題。日本和美國也同樣經歷了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過程，他們通過現代化的農產品流通模式讓蔬菜實現了全國性配送。這些現代物流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全面配套發展，不僅使得農業能推行區域化和專業化生產，還能支撐和推動農產品跨區域大流通。比如通過冷藏技術，減少蔬菜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從美國和日本的農產品產值構成來看，70%以上是通過產后的貯藏、加工和保鮮運輸等環節來實現的。而我們的比例要低很多，這就需要政府對相關物流業起到推動作用，這樣，我們終極消費者不再為高損耗的物流成本買單。

另外，日本和美國農產品流通體系發展的一個關鍵節點是發達的農業合作組織，類似我們的農業合作社。這些組織可以把分散的小規模生產與多變的農產品大市場對接起來，減少經營風險，改變農民處于弱勢的談判地位。這也同時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予以扶持。唯有這些都相對完備，我們的菜才能真正便宜起來，我們付出的錢，才能更多地落入農民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