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良兵/文 作為當年最重要的經濟事件之一，王小石事發，究竟是個人事件，還是制度缺陷？這樣的調查性報道對于信息渠道眾多、微博等新興網絡媒體發達的今日，意義又何在？記者采訪了當年報道此事件的記者之一、現為經濟觀察報總編助理的郭宏超。

經濟觀察報：作為獨家報道，當時這個新聞是怎么發現的？

郭宏超：當時是王勝忠（該報道作者之一，時為經濟觀察報財經部主任、現為經濟觀察報副總編輯）首先得知證監會股票發行系統有人被逮捕了，由于那個時候要求發行制度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他判斷此時有人被抓有著極為重要的標志性意義，我們當時就作為重點新聞進行采訪。其實王小石職位不高，在他之前證監會也有更高職位的官員出過事。這個事情為什么會引起那么大的反響，主要是處在那樣一個歷史階段，長期發審制度（當時是審批制度）的不合理，積累了很多對于證監會這個監管體制的不滿。審批制當中會存在很多問題，所以雖然王小石只是個副處長，但這個事情發生在發審體系就備受矚目了。

經濟觀察報：當時這篇首發報道以及后續媒體的追蹤，對這個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作用？

郭宏超：這個稿子當時的時間點比較好，應該說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當初人們已經對發審制度有很大的意見了。最大的詬病就是公司發行股票的審批過程中存在著種種尋租現象。當時不少公司的上市發行費用高達三五千萬元，這其中只有一兩千萬元是給券商等中介機構的正常費用，而大多數則是不明不白的“公關”費用。這對于想上市的企業來說，已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識。王小石事件“是對這種尋租行為的第一次正面揭示”。

能夠產生尋租現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整個發行審批過程不透明不公開，例如上市材料被退回后，不會告訴企業“你的問題出在哪里，應如何改正”。那企業為了準確補充材料，要去找關系看初審報告的結果，其中不排除金錢交易。有的企業沒有過會也不被告知原因，那么只能在上市之前想辦法賄賂發審委員和證監會官員。王小石事發，大家等于是揭開了這個蓋子。

經濟觀察報：當時這篇報道采訪起來艱難嗎？

郭宏超：就是了解事實真相的過程比較艱難。第一篇稿子出來，是一點點的信息拼接起來的，當時幾乎所有的關系都用到了，雖然知道這個稿子重要，事實上，我們還是沒想到這個稿子出來會有這么大的反響。在采訪的過程中，我們當時最想知道的就是王小石到底是因為什么事情出的問題，有兩位投行界的朋友告訴我們可能是跟民營企業鳳竹紡織的上市有關，后來的第二篇報道就主要圍繞這條線索展開的。

經濟觀察報：作為周報，第一篇報道出來之后，已經有很多媒體開始跟進，但第二篇報道要出來得等一周之后了，你們怎么去繼續當初獨家這個優勢？

郭宏超：作為周報，當時我們在時間上是不占優勢的，但是雖然有日報和互聯網全力追蹤，我們依然在第二篇報道里呈現了整個王小石事件更為全面和真實的報道。

我們在王小石事件報道中還率先引發了對另一個行業的深刻反思，那就是財經公關公司。當時，財經公關公司已經成為發審制度中尋租環節上的重要中間人。王小石事件之后，媒體也大量揭露了財經公關公司的尋租幫手行為。財經公關公司也進行了行業范圍內的洗牌。直到股權分置制度改革之后，上市公司更注重投資者關系，財經公關公司才得以重生。

經濟觀察報：在今天網絡如此發達的時代，像王小石案這樣的調查性報道路線，我們還需要堅持嗎？

郭宏超：調查性報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F在很奇怪，信息爆炸的時代，竟然沒什么人愿意做調查性報道了。王小石案的報道，放到現在，即使信息那么爆炸，如果沒有艱難的調查也很難去完全暴露和呈現出來。就像我們最近做的天津貴金屬交易所的報道，也有很多人去報道，但我們的報道依然能引起反響，說明調查有力度。

現在是好的新聞太少了，更深入的東西太少了。過去很多非常好的調查報道，放到今天信息充斥的時候，也絕對是鳳毛麟角，因為里面有深入的思考和深度的觀察，更有對事實真相深入的呈現。一個好記者，首先得是一個調查記者。但很多記者不掌握這門功課，不懂得如何去調查，怎么能做出更深度的報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