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茂軍/文 2002年1月到2003年10月，圍繞著一個三峽工程，我居然做了6篇報道，還有2篇社論，時間貫穿我在經觀工作的那兩年，說我和三峽工程“干上了”，一點也不為過。
宜昌有本《中國三峽建設》雜志，總編輯叫周雙超，是位女士。2003年10月，我到湖北做《楚荊發展之虞》時，專門到宜昌拜會周雙超，她開我玩笑：你還敢來??？現在我們這兒可不歡迎你，你連飯都撈不著吃了，這餐可是我私人請客……可見我招人討厭的程度。
三峽水庫蓄水的時間是2003年6月1日，我們4月就開始關注，那次采訪，是我和周雙超合作完成的。有一天，周雙超突然向我打聽成都的情況，類似房價、物價甚至風土人情什么的，我很好奇，追問之下她才告訴我，她先生已經作為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簡稱：三峽總公司）的先遣，被派到四川籌備金沙江的開發了。
“喲！你們還沒完了，禍害完三峽，又接著禍害金沙江?！?/FONT>
“不接著干怎么行？那么多的設備、那么多的人，就閑置在那兒？”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我開始圍繞著金沙江項目這事兒做功課了。 2003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在三峽大壩壩區采訪一期蓄水時，路過一個院子。
那院子的牌子是“工程設備處”什么的，里面停著很多大家伙，車轱轆比我都高，我就闖了進去。大概是因為脖子上掛著三峽總公司發的采訪證，所以院子里的工作人員不僅不阻攔，甚至還熱情接待，我索性就坡下驢，完全以謳歌“咱們工人有力量”的嘴臉向人打聽那些大家伙的用途。對方說著說著不耐煩了，隨手甩給我一本冊子，說這書上都有了，你自己看吧。我一看，《三峽工程設備手冊》，里面設備名稱、用途、購買國、購買時間和金額……林林總總，非常詳細。
后來我在《后三峽時代的圖謀》一文中披露了這些數據。
三峽工程一期蓄水采訪完畢，我給當時的總編輯何力打電話，要求去報道金沙江工程。
我當時從網上查到了一則新聞：2002年11月，國家計委在宜昌主持召開金沙江溪洛渡和向家壩水電站建設第一次協調會議。
根據這則新聞，我決定直撲向家壩和溪洛渡。
這兩個地方分別在云南的水富、永善兩縣，但以金沙江為界，分別和四川的宜賓縣和雷波縣隔江相望。地方政府對三峽總公司的項目建設自然是雀躍歡呼，也正因為這種心態，他們對前來采訪的我提供了全方位的配合。由水電部中南勘測設計研究院出具的《向家壩水電站可行性研究報告》和由成都勘測設計研究院出具的《溪洛渡水電站可行性研究報告》，兩份關鍵性文件都從地方政府處順利拿到了。
我個人有一點體會，那就是現場對新聞寫作很重要。
正是基于我在金沙江現場的踏勘、采訪與資料搜集，我才敢在接下來的報道中實施這樣的披露：
經國務院核準的《中國三峽總公司改制重組方案》已經明確：三峽總公司在改制為國有資產授權經營的投資主體后，將代表國家行使出資人的權力，依法享有資本收益權、經營權、資產處置權、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和選擇管理者的權力，同時可以對其他大型項目進行投資和建設。
這個授權表明，在三峽總公司標準的企業構架外殼下，依然保存著一個堅硬的“二政府”的核，它的存在，說明我們的經濟改革已經呈現出典型的“發展型政體”特征——在西方經濟學的定義中，發展型政體是資本主義在亞洲的一個變種，它將財政部門、公共政策和大公司聚合起來，共同致力于國家目標——也就是說，它的所有運作細節看上去都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但真正掌控公司決策的仍然是國家意志。
比如三峽總公司在金沙江的投資與開發，表面上是它對金沙江蘊涵的豐富水能興致盎然，實質上是在忠實地執行西部開發戰略?？睖y，設計，環境評估，可行性分析……所有的環節一個都不能少，但結論只有一個：必須上馬！
其實三峽總公司在這個逢迎與執行的過程中，也并非沒有它的成本核算與利益考量。
我前面已經提及，在三峽工程進入收尾階段后，三峽總公司設備與人力的閑置壓力開始顯現。三峽工程建設最高峰時，曾經云集有兩萬之眾的水電建設大軍，這些人如果不移師金沙江，獲得新的就業機會，就會成為三峽總公司一個尾大不掉的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