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穎波/文 回想經觀十年，總是不由自主想起很多樂事。記得我們有記者寫了稿子，一位領導看完了告訴他，寫得很好，我只改了一點點。他高高興興地把稿子拿回來了一看，頓時吐了，領導加的一句話就是此刻我這篇文章的標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經觀記者就是這樣絕對不允許流于庸俗。如果你的文章里有大路貨的詞語，像什么“亮麗風景線”啊，“浮出水面”啊，“市說新語”啊之類的都會被徹底地譏笑。和平里那座小樓里駐扎著的，是由一大幫特立獨行的人組成的隊伍。這里的每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堅強個性，這里的每個人都有不可復制的才華。文人相輕，互相譏諷的情形經常出現，但在內心里他們都相互保有崇高的敬意。

經觀的不同，首先是態度的不同。2003年北京城里SARS病毒肆虐，按當年的感覺就跟歐洲黑死病來了一樣，北京城幾乎變成了一座死城，大街上行人寥寥。各行各業都處于停頓狀態，人們窩在家里通過電視了解地壇醫院和小湯山的情況，除了在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數的數字變化中驚恐不安外，什么都做不了。

我記得那時候我剛好得到一輛新車試駕一個月的機會，我和機動記者部的兄弟們就開車每天在北京城里瞎逛，我們每天分頭采訪，然后集中寫作，而要集中寫作，首先就得開著車找個喝咖啡或者吃飯的地方。那時候北京城大部分飯館都關了門，我們就四處找，找那些和我們一樣膽大的敢繼續營業的人，這也不比突入到出了重大事故的人民醫院里容易多少。

我們不戴口罩，因為口罩會妨礙我們談笑風生，所以每個遇見我們的人都能清楚地見到我們興奮的面容。我們無所畏懼，我們勇于擔當，我們相信認真嚴肅充分的交流是我們報道工作的關鍵，也是我們最大限度地拓展視野的重要工具。這般表現，正是我們面對大事時的態度，每一次報道下來，都讓我們生出一種立于巔峰而環顧四野的傲氣。

那時候我曾經寫下社論《讓我們共同擔當》，我一直覺得那是我寫過的最好的社論。當時的社領導劉堅說，他在上海出差宴請一些重要客人，有一位來晚了，滿臉不好意思地解釋說，出去買報紙了，買了很多份，要發給在座每人一份，就因為上面有這篇社論。當他知道那天晚宴的東家正是經觀時，由衷地向我們的領導表示了敬佩。

經觀的不同，還在于視角的不同。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下臺以后，疫情的公布正常多了，關于病狀本身的變化都能達到實時公開。但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新興的市場化媒體來說，對權威機構的采訪依然是困難重重。于是國際化和本土化的疊加被迫成為了我們制勝的法寶。一方面報社有許知遠、覃里雯、黃繼新等一干外語頂呱呱的洋派記者；另一方面也有仲偉志、黃茂軍、孟雷等一干史學、社會學功底深厚的“老家伙”。史彥、方軍、黃一琨等一幫青年才俊也個個不輸風采。這一幫人聯合起來，為經觀讀者呈現的是一個史詩般完整的疫情社會風貌。

在這些報道的采訪對象中，有醫生也有護士，有官員也有攤販，有警察也有軍隊，有權威專家也有懷疑他們的百姓，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就連大使館和世衛組織的一些國際機構也都被請來在我們這里發表看法。

由于采訪之前做了縝密的計劃，保障了我們的每一個獨特視角都有不同流俗的報道方式，嚴肅認真、生動有趣、意味深長。我至今都認為，在每一家媒體都講究國際化的年份里，沒有誰家比經觀做得更好，那樣的國際化是以“我”為主的國際化，是站在世界和歷史之上瞄準中國的國際化，獨到而不受習俗的羈絆。

經觀的不同，還在于環境的不同。那是經觀自營的一種環境，這種自營的小環境現在我想可以稱之為自由與信任。就像何力和我談社論。他的話簡單至極：你說YES我說NO。解釋一下就是，除非他說不可，其余皆由我說了算。這是一種經過沖撞之后確立下來的原則，這種原則其實貫穿于編輯部所有流程當中，非常利于發揮所有人的創造力。

當初在SARS期間，我們做了很多期大大小小的專題報道。有讀者來信說，真羨慕你們的記者，他們知道得那么多。其實，莫說我們的記者，把鐘南山算在內，整個國家也沒有幾個人了解SARS是一種什么東西，會造成怎樣的災難。但是現在回過頭來檢查，我們的報道直至今日都客觀，這就是自由與信任產生的結果。記者們不僅僅能鉆會挖，更能不受限制地思考事情的本源，這可以保證他們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實真相，最大限度地接近正確的認識。

那時候的經觀編輯部里，人人都希望報紙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人類，最希望它有益于中國，有益于一切中國人。所以沒有人愿意去做有違良心的事情，別家媒體的不正之風，以版換錢這樣的事不會出現，即便有這樣的人，也會在所有人炯炯目光的照射之下龜縮回去。

那時的情形，真想再回去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