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釗/文 還記得那天是周末，有一個記者連續給我發短信，說雷曼倒閉了。后來是別的同事，短信接連而來。之后所有的事情大家都了解了。那之后的一期報紙，我們做的專題報道是《為什么是美國》，再之后，記者程明霞和林俐去了美國。她們的采訪報道后來集納成書，書名叫做《華爾街日記》。對那本書的推介詞這樣說：《經濟觀察報》女記者用《華爾街日報》的方式在風暴中記錄美利堅的歡呼與嘆息……

實際上，我對這樣的采訪經歷充滿艷羨，只不過自己始終是作為一個遠觀者。并且，在觀望的過程中，寫下了《帝國的挽歌》。這是連續幾期專題里的一篇普通文章，不過對于這篇文章中透露出的隱約的結論，還是在報社內外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我記得有一位同事，花了很大的精力，寫文章來跟我辯論。我挺喜歡他的那種認真，后來也確實當面討論了很久。不過誰也沒有說服誰。我那篇文章的主題，實際上也是跟王勝忠聊天的時候，他談出來的。這篇文章的機緣就在于，我也算是個認真的人，聊過之后，就翻閱經典查對歷史，希望在歷史的演進中找到一絲線索，來印證今天的現實。確實，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是我能夠比較確定地去寫這樣一篇文章的理由。

《經濟觀察報》從來都對外面的世界發生的一切有著特殊的興趣。對國際重大事件的關注，幾乎是她的一個傳統。所以這些年來，她關注過中東的亞辛和阿拉法特，曾經派出采訪記者，追訪那些當代里最負盛名的學者，探問他們對于這個世界和中國的看法。她也關注過俄羅斯、印度、美國等國家的大選，甚至專門去做大選的系列報道，這里面的小心思，想來也挺讓人感慨。在越南通脹嚴重的時候，《經濟觀察報》的記者去了越南，就是為了看看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是否意味著一場新的金融危機的萌芽。

在中國經濟飄紅的時候，我們也去了日本，為了要看看所謂的日本泡沫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專家學者們都在說避免重蹈日本覆轍，但好像還沒有哪個媒體真的去了日本，去看看日本所謂失去的十年到底是什么，曾經參與了當年決策的那些官員怎樣反省這一切，又給現今的中國提出了什么樣的建議呢？在歐洲為主權債務危機困擾的時候，我們的記者又去了歐洲“震中區”，去跟那些仍在想法從危機中走出來的國家的政府官員和智囊機構的學者們交談。我們就是很好奇，我們希望了解外面世界發生的一切到底意味著什么，對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又有著怎樣的影響。

但是，可能在已經發生的所有事件中，有一點確定無疑。那就是雷曼倒了的那一天之后，這個世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赡芪覀儸F在也無法清晰地判斷這些變化究竟將如何演進，這些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和對中國的影響深淺究竟如何，但是，這一切畢竟已經發生了。歷史的邏輯，身在歷史中的人往往是無法看清楚的，但是事后諸葛亮式的反思，總讓人感覺一切都已經太遲。

那一天之后的中國發生的變化，我們都已經看到了。實際上我總有一種感覺，雷曼的倒掉以及之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那些故事，對中國的影響可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那些深刻影響的一部分。當然，我們用四萬億抵擋住了危機的蔓延，并使得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就恢復到正常的增長水平，但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我們對于本就脆弱的對市場的信任感，在危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幾乎蕩然無存。我們重新開始確認政府和大國企的價值和力量，一些人口中的“中國模式”，實際上仍然是政府掌控資源主導經濟的另外一種更為堂皇的說法而已。如果西方真的墜落了，中國真的就可以毫無阻礙地崛起了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答案是確定的。

想說的是，我們從來都不是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發問的——為什么是美國？當我們這樣唱響帝國的挽歌的時候，唯一的感慨是歷史邏輯的冷酷。它從來都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西方如此，東方也是如此。時候到了，一切都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