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效禮/文

《與世界同步——印度的困頓與崛起》的作者南丹·尼勒卡尼現為世界軟件業著名跨國公司——印孚瑟斯公司的總裁，堪稱印度新經濟的旗艦——IT業的杰出代表。業界人士熟悉班加羅爾的南丹·尼勒卡尼，不亞于熟悉硅谷的史蒂夫·喬布斯和西雅圖的比爾·蓋茨。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同時也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改革家，有著公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他以過去20年印度人“觀念”（ideas）的變化為主線，寫就了這部讓人“一次讀懂印度”的鴻篇巨著。書中全面闡述了印度民族在政治、經濟及社會觀念方面的歷史沿革，其中印度人在本國龐大人口問題上的新觀念，讓我們有耳目為之一新之感。

上世紀，談起印度，我們的第一感覺是臟、亂、窮，而“人太多”（火車頂上都坐滿了人）則被視為禍根所在。在人們看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缺失，或者雖有政策，執行起來虎頭蛇尾，凸顯了印度政府的無能。這個國家作為競爭對手，遠不足慮；作為窮鄰居，它似乎已經滑到了無可救藥的邊緣。

這個時期的西方人對印度的看法與我們大同小異。斯坦福大學教授，美國人口學家保羅·埃爾利克曾這樣憂心忡忡地描寫印度的人滿為患：“吃飯的是人，洗漱的是人，睡覺的也是人，擠公共汽車的還是人……人，人，到處都是人?！痹趪H社會眼中，人口過剩是這個國家的“難以承受之重”。印度就像個不爭氣的窮朋友，總是纏著向人借錢，卻又不肯為了還賬而改變自己的行為，其中包括行之有效地節制人口。為了養活龐大的人口，1966年印度竟然消耗了美國全年糧食總產量的1/4。

印度政府，還有那些熱心公共事務的民間人士、非政府組織，也曾花大力氣嘗試控制本國人口，這其中既有宣傳誘導，也有雷霆手段（其中包括獲得各種執照或貸款必須出示絕育證明；犯人未經絕育手術不得假釋等）。無奈的是，節制生育是同印度民族千百年來的傳統觀念相悖的，印度老百姓不喜歡計劃生育，再漂亮的口號也沒法讓他們的思想轉過彎來 （這個民族是偏愛多子多孫的，100多人的大家庭常見，人們的社交圈子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堂兄妹和表兄妹們中間）。1977年，在節制生育上實行強硬政策的國大黨政府被選民用選票轟下了臺。此后，對任何政黨來說，強制推行計劃生育無異于政治上的自殺。于是，新上臺的各屆政府對節制生育的議題無不噤若寒蟬：要么三緘其口，要么出言謹慎。

印度的人口爆炸曾經成了其他國家的心病，被視為世界末日的先兆。60年代，曾任美國國務院人口問題顧問的威廉·帕多克在 《饑荒1975》一書中預言，1975年會爆發世界性的大饑荒，屆時印度將“再也無法挽救”。

然而，讓帕多克等人戰戰兢兢的1975年過去了，餓殍遍野的慘狀并沒有出現。進入80年代，隨著高科技產業的興起，人們在人口問題上有了新的發現和體驗，傳統的人口理論受到了沖擊。學者們以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有何積極影響為切入點，對“人口過?！边@一問題進行了再認識。人們開始摒棄新馬爾薩斯主義，不再對人口增長的現象取絕對悲觀態度了。人口是一種優勢而非負擔的觀點漸趨流行。其中的主要論點為:

——隨著人口的增長，人群中蘊藏的創造力或創新能力也在增長，而創造力或創新能力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人口眾多而年輕的國家最有希望成為知識型經濟體，崛起為創新大國。

——鑒于此，像印度這種國家的人口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應當被視為國家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尤其是在信息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本成為了生產力發展的中心角色。

——人力資本也意味著能夠在世界范圍內獲取新的、誘人的經濟機遇：已進入老齡社會的發達經濟體將不得不把越來越多的勞務外包給相對年輕的國家。

——人口同時也是消費資源。眾所周知，消費群體的擴大和消費水準的提高會刺激生產的增長。

——當一個國家的工作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較大，需供養的人口（主要為未成年人和退休者）的比率較低時，整個國家的經濟會呈現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良性局面。這是因為工作年齡人口的供養負擔較輕，因而事業上較為專注，消費顧慮較少，儲蓄率較高。處于這一時期的國家就是在享受“人口紅利”(demograph－icdividends)。人口紅利即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利的人口條件。

人口紅利是可以帶來經濟增長的。以美國為例，二戰后出現的“嬰兒潮”后來成長為“興旺的一代”。 人口紅利對1970-200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0%。

按照作者的說法，當下的印度在人口優勢方面占盡了先機，正處于黃金時期。當年，印度因節制生育政策失敗而多生的孩子為本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資本。這并非印度人或政府有什么先見之明，而屬歪打正著，所謂“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是也。

今天的印度是一個十分年輕的國家，勞動大軍的平均年齡僅為27歲。世界各國大多經歷了這樣的人口曲線的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營養、住房、教育和醫療等條件的改善，嬰兒死亡率必然下降。其后帶來的就是因為居民自愿減少生育而導致的出生率下降。印度自然也經歷了這樣的歷史過程。因為在人口方面受到的人為或行政干預較少，所以印度出生率下降的曲線較為平緩、自然，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也較為長久。早在1980年，印度已經開始享受人口紅利了，這一效應會一直延續到2050年，這足以避免中國這種“未富先老”的尷尬。

今天，活躍在印度IT、制藥、生物工程和電信等新興產業的是幾千萬充滿朝氣、雄心勃勃、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因為年輕，他們往往不肯安于現狀，較少受到傳統或習慣的羈累，常常率先成為新思想的踐行者。勞動大軍的年輕化成了保持印度經濟盎然生機的源頭活水。

此外，當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紛紛進入老齡社會的時候，印度年輕的勞動人口恰好填補了世界勞動力的缺口。在作者看來，印度已經成為世界人才招聘的目的地。在一個頭發日漸灰白的世界上，年輕的印度工程師和經理，作為IT/外包行業的一支生力軍，已經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廣泛好評，從而提升了國家的形象。

同時，在論及人口優勢的時候，作者并沒有刻意回避人口眾多的負面影響，事情有利即有弊：人口過多會給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帶來巨大的壓力，把握不好，則有可能產生劇烈的社會和文化動蕩。傳統的人口學觀點是無法全盤否定的。對此，書中發出警告，假如國家在教育、醫療、就業、環境方面不能及時應對人口形勢的變化，就會坐失人口紅利的良機。80年代巴西等南美國家出現的人口紅利并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增長，釀成了“窗戶雖然開著，陽光卻沒有射進來”的敗筆。而像一個人一樣，一個國家也只能年輕一次。從這種意義上說，“國家的人口命運即國運?！?

除了少數專業人士以外，對國內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一觀念還是全新的：幾近聞所未聞，在很大成分上無疑是言之成理的?！爸袊《炔灰粯拥牡胤皆谟?，中國可以迅速做出政策上的調整，駕馭自己的人口問題?！保ㄗ髡哒Z）我們認為，在順應本國人口形勢的變化，醞釀政策調整的時候，借助“他山之石”，無疑可以對經濟社會的和諧、科學發展起到良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