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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鹽”的革命—鹽商和鹽官們的生死際遇(中篇)
    導語:徽州鹽商破產后的境況是十分凄涼的。

    鹽商:朝不保夕的富貴

    經濟觀察網 圖門巴雅爾/文 江南素有“鉆天洞庭遍地徽”、“無徽不成鎮”之說。歷史上徽商以經營鹽、當鋪、茶、木為四大主業,其中以鹽業為最?;杖俗约撼Uf:“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經商以鹽為主,徽商對鹽業非常重視。所謂“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銀子)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彪m然掙了二三十萬兩銀子,也還入不了富商大賈的行列。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后歷經三百余年的輝煌,也是古代商界的一個奇跡。兩淮(泛指今日蘇皖兩省淮河南北的地方)鹽場產鹽最多,鹽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逐利的首選之地。兩淮鹽商領袖,在明朝稱為“鹽莢祭酒”,清代稱為“總商”,套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兩淮鹽商(徽商)聯合會主席。

    萬歷年間,祖籍徽州歙縣長齡的鄭之彥,以其商界地位和官場聯系,最終被眾鹽商推為“鹽莢祭酒”,散商隸屬于他,鹽商對朝廷的捐納,朝廷下發給鹽商的攤派,都由他承辦。換言之,散商若不隸屬某一總商下,就得不到銷售鹽機會。鄭之彥作為鹽莢祭酒,扮演著商人和官方之間的中介角色,是名副其實的鹽商領袖,他將歙縣長齡鄭氏在揚州的鹽商事業推向了高潮。

    鄭之彥兩度參加鄉試,均不第,后從事鹽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內心深處卻一直引以為憾。他將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對四個兒子的教育極為嚴格。雄厚的家貲,優越的條件,加上近乎苛刻的教育方式,終于取得了成功: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鄭之彥次子鄭元勛中舉,天啟七年其侄鄭元禧又中舉。

    其時,鄭之彥已經重病在床,聽到捷音后,大喜過望,對周圍的人說:“痛快啊!我三度歷險……皆化險為夷,現在又聽說侄兒元禧中舉的好消息,真是蒼天保佑我鄭氏,天恩深厚,天恩深厚啊。我即便病體不可治愈,也沒有什么可遺憾的,”三天后鄭之彥有說有笑地去沐浴,赫然辭世。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鄭元禧中進士,十六年(公元1643年),鄭元勛與弟弟鄭為虹同中進士,叔侄同榜,一門三進士。

    顯然,對鄭之彥來說,比起自己的業鹽致富,子侄的學業有成給了他更大的成就感。鄭之彥汲汲以求 “脫賈入儒”,這是為什么呢?

    簡而言之,不僅鄭氏,所有徽州鹽商,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唯有“脫賈入儒”才能守住家業甚至光大門楣。

    在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中,徽州人外出經商常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罩莸靥幫钅锨鹆?,山地多,耕地少,農業生產條件差。然而徽商仍然承擔著巨大的政治經濟風險,并背負著極為沉重的輿論壓力。

    政治風險而言,自秦漢以來,歷代王朝皆奉“重本抑末”為國策。商鞅變法,規定“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把從事商業或因懶惰不務正業而致貧困的人及其妻子兒女收為奴隸,以此杜絕人力和物力等資源的喪失)商人的社會地位一直很低。明王朝一方面利用徽商為自己服務,另一方面則始終沒有放棄對“事末利者”的歧視與壓榨。

    天啟年間,閹黨羅織“黃山大獄”,對歙縣豐南吳氏鹽商家族追索黃山山場銀三十萬兩,贓銀六十萬兩。大鹽商吳養春曾向朝廷捐輸過白銀三十萬兩,其家有五人獲中書銜,因貲產雄豪在此案中遭人誣告,“吳之族黨親鄰無不罹其兇毒,”(吳養春的親朋好友甚至鄰居都受牽連被害)吳氏一門,欽犯八人,吳養春父子等五人皆在獄中斃命,而且“延及于淮揚、天津、祥符、德興、仁、錢等縣,”(黃山大獄牽扯的范圍達到淮揚、天津等府縣)以至激發民變。

    就經濟風險而言,鹽業作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一直是眾多勢力覬覦的對象。鹽商內部始終存在激烈競爭,鄭之彥和其父鄭景濂就曾遭到同行的攻訐,有時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食鹽在明清兩代都是由政府壟斷經營的,政府關注的首先是鹽稅國課。明清兩代政府的課稅一直在增加,總商雖有權勢,一旦不能如期完成國課,同樣會遭到革退、罰沒以至下獄的懲罰。

    社會輿論,尤其是營業地的輿論,對徽商相當不利。胡適先生曾說過:“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喜歡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度辶滞馐贰穼}商形象的刻畫更為負面,有“鹽呆子”之稱,“他轎里是坐的債精,抬轎的是牛精,跟轎的是屁精,看門的是謊精,家里藏著的是妖精?!?/P>

    徽商“脫賈入儒”的一個嚴重后果是,逐步脫離了生產經營活動?;罩蓰}商脫離商業經營,依賴朝廷鹽政體制的保護,最終喪失了在創業初期那樣開拓進取、敢冒風險的精神,甚至失去了應變的能力,成為造成自身悲劇結局的重要因素。典型的如程晉芳,沉溺于四書五經,看到寬敞明亮的書桌就開心,攤開群經,兩耳不聞窗外事,鹽業生意全部托付給家奴,聽任其假公濟私侵吞錢財,因此即便家財萬貫,也如沃雪填海,債臺高筑,勢不能支。為了躲債,程晉芳逃到西安,求助于陜西巡撫畢沅,當時是酷暑天氣,要債的呼啦啦跟在程晉芳身后呼喊鼓噪,在驚懼不已的情形下,他到陜不過一月就病死了。

    徽州鹽商破產后的境況是十分凄涼的。在揚州,各總商屢遭抄沒,當年那些修園造林的鹽商大多破產,他們雇傭的園丁向主人報告園林偶有破損之處,而主人已無財力,只能眼看著木頭瓦片毀壞跌落,園丁們索性將其變賣,當作主人欠薪多月的補償。眾多的鹽商妻女甚至淪落娼門,自從朝廷鹽政改革,裁汰冗費,揚州城內外淪為娼者,大約增加三千余家。這些人家的男人們,受祖父余蔭,平日里酣歌艷舞,婦女們逸樂嬉笑,惟知妝飾。驕奢淫逸日久,一朝敗落,衣食無著,但即不事生產,又吃不了苦,于是與老婆商量,唯有在家接客出賣肉身最為方便,“遂忍心為之”……
    在淮安,鹽政改革之后,諸商皆敗,揚州的河下地區一片凄涼,園林化為丘墟,池沼壅塞,淹沒在麥田和菜園子中。寒荒彌漫中,只有那稀疏的柳樹和片片蘆葦點綴,聊免枯寂而已。歙縣岑山渡鹽商程世桂兄弟為鹽商多年,于河下地區修建“高詠軒”,“極壯麗”,然而兩兄弟晚年居然反受鹽業之累,境遇困窘。


    讓我們把目光收回到長齡鄭氏,其敗落情況則與上述幾個家族有異。

    明清王朝嬗代,揚州城遭遇清軍屠城十日,這便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揚州十日”,接上文,鄭之彥所驕傲的次子鄭元勛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中舉,次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明朝滅亡,接著李自成兵敗一片石,清軍大舉入關南下,于1645年,兵鋒直抵揚州城。

    鄭元勛在1645年事變中的角色,早在六年以前圍繞該城發生的一系列亂象中就拉開了序幕。1639年,后來以明朝遺民而知名的袁繼咸(公元1598—1646年)被任命為揚州副使(督理揚州軍務的副帥),這可能是出于其朋友吳甡(公元1589—1644年以后)的推薦,后者是揚州興化縣人,時任兵部左侍郎(國防部第一副部長)。

    據說京官楊顯名當時正掌控著兩淮鹽政,“御使、轉運使以下,跪拜趨謁”(兩淮巡鹽御史及其下屬轉運鹽使都要下跪拜見)。當袁繼咸未能顯示同樣的順從姿態時,楊顯名就彈劾他并使其去職。這引發了當地人的騷動,他們迫使城門關閉,以阻止袁繼咸的被逐。十日之內該城所有交通均陷于停頓。鄭元勛及其弟弟鄭俠如“二人獨往,(向袁繼咸)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遂出勸城中人啟門”(跟袁繼咸聊治理地方的利弊得失,句句都說在了點子上,于是成功勸服百姓打卡城門),這時僵局才被打破。這則軼事顯示,鄭氏兄弟在地方危機中扮演了由來已久的紳士領袖的角色。

    鄭家的好運在1643年達到了頂峰,當時鄭元勛及其侄子鄭為虹雙雙獲得了令人羨慕的進士資格,無可爭議地確立了揚州鄭氏家族的資望。

    崇禎皇帝之死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揚州引起了一陣恐慌。當鄭元勛聽到這個消息時,披麻戴孝到廟里為崇禎帝嚎啕大哭,揚州城里的居民聽說清軍南下,紛紛攜妻帶子棄城逃走。鄭元勛散盡家財招募勇士組成民團,激勵他們要忠于朝廷,人心稍定。

    正如標準的故事中所講述的那樣,揚州面臨的緊迫問題不是土匪,而是依附于南明的軍隊,他們相互爭奪對揚州及其財富的支配權。當南明小朝廷的軍閥高杰在1644年夏包圍該城之時,鄭元勛的最后時刻到了。

    據揚州府志記載,時地方官員和紳士意見不合。負責城防的副使陜西人馬鳴鵦嫉妒推官(正七品,相當于揚州中級人民法院院長,還兼有審計局長的職能)湯來賀。

    鄭元勛與湯來賀關系很好,因為湯的父親與鄭元勛是同年進士。由于這個原因,馬鳴鵦便與鄭元勛作對,宣稱應守住該城,不應與高杰妥協。

    隨后鄭元勛自己的民團捕獲了許多正聚在外邊烤火的高杰所部士兵,并將他們釘在城墻上。高杰大怒,于是將當地的一個村莊夷為廢墟。但高杰欠著鄭元勛一個人情。當他還在山東巡撫王永吉手下當參將時,因為觸犯了刑律,被王永吉處以死罪。王永吉是揚州府高郵州人,與鄭元勛同時中舉??赡苁菫榱私吹貐^的軍事防衛起見,鄭元勛成功地運用這層關系免除了高杰的罪刑。出于這個原因,高杰封鎖揚州后鄭元勛有信心去接近他。

    包圍圈后移,揚州城北邊的城門就可以打開,以便運入糧食和燃料。高杰在鄭元勛的要求下讓軍隊后撤,承諾懲治部下楊成,并送給鄭元勛幾百道允許商人進出該城的特別通行證。鄭元勛根據需要來分發這些通行證,但很快就發完了,使后到的人感到失望和怨恨。謠言于是開始流傳:“為偽言曰:‘高杰以免死牌與鄭某,非(鄭元勛)親昵與賄不得,有死爾?!Z一夕遍?!?nbsp;(揚州城里謠言說:“高杰將一批免死牌送給鄭元勛,如果不是鄭的親朋好友或者不使銀子買都得不到這個牌子,只有一死”,謠言一晚上傳遍整個揚州城。)

     那天晚上,馬鳴鵦以矢石向高杰所部發動了一陣攻勢。高杰被激怒了,大喊著再次迫近該城,仿佛就要展開攻擊。在這個節骨眼上,鄭元勛派人去高郵請王永吉來調解。王永吉能夠撫慰高杰,當地紳士隨后出去見他。但與此同時,一些士兵搶劫了揚州東邊的市鎮仙女廟。半夜時分,城里一片混亂。針對鄭元勛的謠言蜂起。街上流傳的謠言說,某個姓鄭的人是匪黨,高杰承諾的懲治“楊成”,不是要懲罰他自己的部下,而是要懲罰“揚城”。一群武裝起來的暴徒包圍了鄭元勛并向他發起攻擊,鄭元勛和仆人殷起雙雙斃命。

    鄭元勛死后,其家族另有成員入仕清朝,本以為可以再續家族輝煌,誰知,在乾隆時期遇到了另一場大災難――文字獄。鄭元勛《媚幽閣文娛》一書,專收晚明詩文,站在明朝立場上議論明清戰爭在所不免,乾隆時期被軍機處列入“奏準全毀書目”,多次遭到查禁。鄭氏家族交往對象中,錢謙益為乾隆所痛恨,沈德潛身后亦遭削官奪謚,鄭元勛之弟鄭俠如家族著述中提到錢、沈二人之處頗多,隨著文網密布,終未幸免。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五月,兩江總督書麟以“有違礙、謬妄、感憤語句”,“有錢謙益、沈德潛序文”等罪名,將鄭俠如、鄭熙績、鄭玉珩、鄭慶祜的著述盡行列為禁書,對這個“入儒”已久的家族不啻是一場飛來橫禍。遭此一劫后,這個家族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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