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林密 2月26日，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從今年開始，全市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這四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到民政部門登記，不需再找“掛靠”的業務主管部門。

如果說兩個月前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的掛牌只是一個特例，那么北京市的表態讓那些游走在夾縫中的大多數社會組織看到了曙光。

在這之前，社會組織要想獲得注冊，除了要向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登記注冊以外，還必須找到一個業務主管機構。這個業務主管機構往往沒有太多利益，卻可能面臨一些未知的麻煩。就如硬要給一個本來就先天營養不良的孩子找一個沒奶的養母，對方唯恐躲之不及，就算勉強接收，也免不了忍受寄人籬下，遭人白眼之痛。

于是更多的社會組織是頭兩年在死撐，過了兩年就撐死?！吨袊谌块T觀察報告（2011）》中披露，中國第三部門組織數量和種類與西方相比差距巨大。在數量上，法國每萬人擁有110個民間組織，日本是97個，美國52個，而中國僅為2.1個。

也正因為如此，半年前，李連杰曾經在柴靜主持的央視《面對面》節目里一臉憔悴地坦言，壹基金成立3年來，面臨著許多問題，甚至有可能中斷，白發斑駁透出說不盡的無奈。好在最后深圳民政局接收了這個沒有身份證的孩子，讓其絕處逢生。批準注冊申請的那天是2010年12月3日，據說這是李連杰親自選定的日子，取其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不過因為李連杰的明星身份和深圳特區的特殊定位，很多人以為壹基金的合法化不過是法外開恩之例。相形之下，北京市的表態更有實質意義。在宣布社會組織不再需要掛靠所謂業務主管部門的同時，北京市還表示公務員會逐步退出社會組織，并將建立一系列服務承諾制度。

一個良性發展的現代社會應該由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大組織共同支撐，如此才具有足夠的穩定性，這已為各國實踐所證明。中國的傳統是大政府、弱社會和弱市場。不過歷經30多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脫開了過去一包到底的“單位”，更多的成為一個企業人和社會人。而在這一演進過程中，即使是最愿意“包攬”的政府也發現，大包大攬只能會越來越力不從心，累趴下了，也不一定能得到認可。

社會組織的發展既可以是緩解社會矛盾的安全閥，又可以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甚至比政府直接參與更有效率。中國建立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目標，也需要政府瘦身，一方面將市場的歸于市場，另一方面則讓社會組織承擔更多的職能。社會建設的一種理想趨勢就是能變 “強政府、弱社會”格局為“小政府、大社會”格局。

北京市的做法值得鼓勵。我們認為，在為社會組織提供更大成長空間的同時，政府也應扮演好扶持加監管的角色。政府對于非營利組織最大的扶持當然是放權，是還權于民。對一些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社會事務，都可以采用公開招標的方式，交給合適的社會組織管理。這樣既彌補了自身的不足，又扶植了社會組織的發展，何樂而不為？在這方面，北京也有成功的實踐。北京公布的消息稱，去年，北京共拿出1億元用于購買社會組織服務，今年這項投入將達到2億元。

我們確信，北京的做法必然會為更多地方認同和效仿。如此，在行政性條件放寬之后，建立以法律為框架的社會組織規范運作體系就成為必需。以公益慈善組織為例，早在2005年，相關部門就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但至今該法仍未出臺。募捐程序不夠完善，捐贈稅收優惠政策落實不到位的情況屢屢出現，引致社會爭議不斷，不能不說與此有關。社會組織才能發展壯大需要有支撐其發展的價值觀，支持其發展的環境，完善其發展的法律規范，也只有這樣，眾多的社會組織才能和政府行成協作伙伴關系，共同促進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