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宋馥李 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長期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今年“兩會”上，他聯合其他政協委員提出一攬子建議，包括將收入分配的相關指標列入各級政府業績考核體系；縮小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強化和改變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大幅度提高勞動收入在財富分配中的比重；深化礦產資源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加快城市化進程等。
提高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經濟觀察報：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共識了，你認為當前的突出問題是什么？
蔡繼明：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過低，是當前突出的問題。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
另外，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過低，中國的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為58%；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
經濟觀察報：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蔡繼明：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并存在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其次，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僅相當于城鎮職工月平均收入的73.5%；勞務派遣工的工資收入普遍低于正式工，有的僅為同崗位正式工的一半左右。
再次，行業之間工資收入差距過大。國際上公認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過3倍則需加以調控，但我們有的行業間差距已高達10倍。
最后是公務員收入與普通勞動者收入之間的差距過大，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而世界公務員平均工資是最低工資的2倍。
經濟觀察報：個稅起征點的上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收入分配問題？
蔡繼明：我認為，不但要強化和改變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而且要盡快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第一代富翁已經大都面臨財產繼承問題。歐洲、美國以及日本在經濟不發達時就開征了遺產稅和贈與稅。我國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時，已將遺產稅列入，中共十五大也提出要開征遺產稅，但至今仍未付諸實施，以至我國財產基尼系數遠遠大于收入基尼系數。
通過上述二次分配，可以使初次分配形成的基尼系數至少降低5個百分點，而不是相反進一步擴大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
經濟觀察報：你的建議中，最核心的就是將收入分配指標納入政府業績考核體系，建議的初衷是什么？
蔡繼明：將收入分配的相關指標列入“十二五”規劃和各級政府業績考核體系，是由我國特殊的國情和體制決定的，只有這樣，才能快速改善我國收入分配面臨的嚴峻形勢。我提出了一個目標。首先，應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將基尼系數降到0.45以內，到2020年再降到0.4以內。其次，應爭取在“十二五”期間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的增長不低于5個百分點，2020年將這一比重恢復到50%以上。再次，要確保財政支出每年用于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高于財政收入增長3-5個百分點。最后，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工資差別縮小到3倍以內，保持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至少不再繼續擴大。
經濟觀察報：政府財政收入越多越好，看起來沒有問題，它是如何導致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
蔡繼明：這其實就是個此消彼長的問題，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中用于行政費用的支出占18%之多，這還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費用的支出。這相當于美國9%的2倍，法國6%的3倍，日本近3%的6倍。
而政府能否將國民收入這塊大蛋糕一分為二時向居民傾斜，這取決于政府能否穩定公務員工資和非工資性收入，壓縮行政性開支，有效地解決“三公”問題，還取決于政府能否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把財政支出更多地向弱勢群體傾斜、向民生傾斜。
調整東西部經濟失衡
經濟觀察報：深化礦產資源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是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
蔡繼明：這能夠調整我國東西部的經濟失衡，也同樣是收入分配的調整。我國的礦產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過低，這不僅造成了對礦產資源過度開發和浪費使用，而且使得西氣東輸、西煤東運、西電東送、西油東流等工程無助于縮小反而會擴大東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
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大幅度提高礦產資源價格水平，絕對補償費（可確定為5%左右）歸中央政府，級差補償費（15%左右）歸地方政府，使西部的礦產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和經濟優勢。
經濟觀察報：我們注意到，您在提案中提到，可以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方式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如何理解？
蔡繼明：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斷擴大，以至于三農問題始終成為黨和政府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本的原因就是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
從“十二五”時期開始，必須首先解決中國的“半城市化”問題，這意味著要以平均每年2000萬人的速度基本解決4億農民工及其家屬的進城和落戶問題，使他們享受與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各項權利。
同時，允許和鼓勵農民自主推進城市化，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以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