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金明/文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北方一些著名學府、學術機構為避戰火，南遷至中國西南邊陲，直至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才陸續北歸。這是載入中國史冊的一次知識分子大遷徙。這樣的大遷徙，放眼世界歷史，不說絕無僅有，恐怕也不多見。據說“二戰”期間，希特勒和丘吉爾曾有過“君子”協定，德國不轟炸牛津和劍橋，作為回報，英國不轟炸海德堡和哥廷根，以保護歐洲的知識與文化。而相比之下侵華日寇要野蠻得多，為對中國實施“精神之征服”，日寇蓄意轟炸中國高校、搶掠文物資料，中國當時最杰出的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就這樣毀于戰火中。正出于保存文化命脈起見，才有了這樣一次悲壯的知識分子大遷徙。

關于這次“大遷徙”，可有多個角度解讀，比如“知識分子與抗戰”，比如“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又比如“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流向”。尤其是后者，如果將1937至1949年視為一長時段的話，正是在此時間內，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出現大分野。而這個分野可以說正肇始于抗戰?？箲饡r期，知識分子大致有三個流向：一是去大后方，二是留在淪陷區，三是奔赴抗日根據地。三種去向儼然昭示三種命運：奔赴延安的，自然正大光明；留守淪陷區的，難逃“漢奸”之嫌；而去大后方的，則基本是一幫以學術為本位的知識分子，其立場最為微妙，在之后歷次運動中所遭受的波折與磨難，也最令人唏噓。岳南的《南渡北歸》大致寫的就是這派知識分子，而他們也正是西南聯合大學與中研院史語所的主干。這一“?！币弧八碑敃r大師云集，幾乎網羅了中國最頂尖的學者，它們所在的昆明與李莊，也取代“陪都”重慶，一時成為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中心，這頗有幾分托馬斯·曼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國”的味道。

這次知識分子大遷徙的意義，有目共睹。首先當然是催生了西南聯大。它不僅僅是戰時應急的結果，更在學術與教育上體現了一種新的精神與風氣。這一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已說得很清楚：“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摵洗髮W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逼浯?，就是促進了知識與文化在西南地區的傳播?！赌隙杀睔w》記載有西南聯大師生在徒步去云南途中，沿途就地教學的盛況。地質學家袁復禮結合湘西、黔東地質講解熔巖地貌，聞一多則指導學生收集當地民歌民謠，并對當地風土人情寫生。后來師生將自己的日記、觀察心得和畫作整理出版成《西南三千五百里》與《西南采風錄》。這也是“實習”，是被戰火逼出來的“實習”，和今天名不副實的“實習”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了。再次，在傅斯年及史語所的努力下，大量戰前挖掘整理的安陽文物、明清檔案和居延漢簡，得以保存在“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李莊，安然躲過戰火，正是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對中國學術影響深遠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有學者就認為，“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成功的學術機構有兩個，一個是短命的清華國學院，一個是長命的史語所，而史語所的成功，《集刊》貢獻良多?！?

最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提獎光復，未嘗廢學”的學術精神。國難當前，能投筆從戎固然好，但文化抗戰也不失為良策，畢竟學者的本位在學術。所以陳寅恪才有“國可以亡，史不可斷，只要還有人在書寫她的歷史，這個民族的文化就綿延不絕”之語。那些抗戰時期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仍堅持學術研究的學者們，是否抱著“學術救國”、“文化保種”的念頭，我們已無從知道了，我們只知道，陳寅恪在遷徙途中資料盡失的情況下，仍憑記憶完成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而梁思成在脊骨硬化的情況下，仍堅持撰寫《中國建筑史》，他的女兒梁再冰后來回憶說，“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頭已經‘重’得抬不起來，于是他就找個花瓶來支撐自己的下巴?！倍核汲傻牡艿?，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因為常年野外工作，身患重病，差點死在缺醫少藥的李莊。以至當時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實在看不下去，給教育部長朱家驊寫信，請求他為身處困境的梁氏兄弟撥款。如此得到撥款后，梁氏兄弟方才度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