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魏黎明 壹基金落戶深圳，由私轉公的同時，終于在出生多年后取得了合法的“身份證”。

我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對于壹基金這樣的民間組織，實行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雙重負責的管理體制。壹基金出生后，就一直苦于找不到一個業務主管單位。并非壹基金，國內許多民間組織面臨同樣的生死難題。知名度較大的壹基金能夠存續下去，這是多方都愿意看到的結果。然而，在現行體制下，壹基金的“轉型”能否被復制，還是一個未知數。

一個被忽略的細節是，類似壹基金這樣的民間組織，國際通稱“非政府組織”。在我國，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必須接受政府部門的管制才能夠合法存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悖論。眾所周知，民間組織在某些領域承擔著政府所不能承擔的社會功能。而政府部門適當地從某些社會領域退出，將政府管理歸還給公民自治和互助，這是整個社會的巨大進步。

然而，在雙重管理體制下，政府仍牢牢掌握著對于整個社會的管制。在這種體制下形成的種種協會等社會團體，甚至往往蛻變成為“二政府”。早在200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曾提議廢止 “業務主管單位”的限制，然而至今未果。更早前，相關部門還針對民間組織進行過一次集中“清理整頓”，以嚴格執行雙重管理體制。其時，我國民間組織數量銳減。

一個問題始終存在：一個有自己的主張，有自己的組織，有一定的籌款能力，又有一定社會威望的民間組織，如何能夠允許它游離于政府的掌控之外？這或許就是雙重管理體制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關鍵。

按照《憲法》，我國公民享有自由結社的權利。而雙重管理體制卻將這樣的權利，強行置于政府權力的管制之下。也就是說，公民權利必須“嫁給”政府權力，接受政府部門的管制，才能夠生存下去。

回到壹基金。盡管深圳市一再聲稱，不會對其資金使用等進行干涉。但有關部門依然負有監管責任，根據權責統一的原則，一定的監管責任必然要求一定的管制權限。

在慈善活動中，這樣的管制與民間組織的運行或許不會有太大沖突。但披上政府外衣的慈善機構，多年來本就一直備受民間詬病。更何況，在環境保護、公民權利保護等其他民間組織方面，這樣的政府部門權力管制就很難與公民權利能夠并行不悖。

說到底，政府部門對于民間組織的存在始終抱有“管理”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這種思維下，必然產生類似雙重管理體制的 “審批制”。這在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領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事實上，國際通行的非政府組織往往實行“備案制”，即只接受法律的事后監管和懲處。在法律框架下，各民間組織合法獨立地開展活動，并不接受政府的管制，從而促進全社會的良性發展。

在我國，這還是一個仍在探討的課題。然而，兩種風格迥異的監管體制，著實體現了不同的監管思路?！皩徟啤闭蔑@的是政府權力的無遠弗屆，“備案制”體現的卻是對于法律的尊重和法治的理性。

多年來，針對民間組織的管理，政府勤于對自身管制能力的建立和日益嚴密，卻疏于對相關法律的建立和日益完善。1998年出臺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一條明言，“為了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然而，這個《條例》本身來源于國務院常務會議，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仍存疑問。更嚴重的是，由其設定的雙重管理體制是否涉嫌“違憲”，至今還是一個問號。

在這個繼續探索和追問的過程中，壹基金“合法”了。權利“嫁”給了權力，從而得以保全?！懊衽奔奕肆?，“新郎”卻不在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