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2010年是戲劇家曹禺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不少。前兩天魯迅博物館還有一個曹禺戲劇史料展，據說是一位民間收藏者賈俊學先生個人集十幾年精力、財力收藏的。曹禺先生的戲迷肯定是很多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從話劇演到電影、電視劇，從國內演到國外，從國統區演到延安，誰會沒看過呢？

曹禺原名萬家寶，“曹禺”這個筆名是由繁體“萬”字上下一拆而來的。在我看來，曹禺一生也有截然分開的兩段：那個攜帶著巨大才華的少年天才，在短短幾年間接二連三寫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劇作，如迅雷閃電震動中國文壇、劇壇；之后，這樣的創作高潮在他個人生命中再也沒有出現過。雖然“文革”結束后文壇呼喚老作家再創佳作，曹禺也一度抖擻精神，殫精竭慮地創作《王昭君》，但終于沒能迎來第二春。那個照片中英氣勃勃的清華學生、才華橫溢的青年劇作家，遁化為矮矮胖胖的、我在他木樨地寓所或北京醫院病房見到的曹禺先生了——與曹禺先生握手，他的手綿軟若無骨，讓我心下一驚；告別時，起坐行動已不方便的曹禺先生，偏要掙扎起身，蹣跚到門口，垂手彎腰致恭送禮，這讓我和同去的老編輯惶愧，再三阻止他不得，趕緊陪著此起彼伏地作揖鞠躬。心想這大劇作家禮賢下士竟若此，又想曹禺先生會不會是突然進入了某個戲劇情境中？因為記憶中去看望他幾次，只有一次是這個樣子，很有戲劇感。

上世紀90年代幾次近距離接觸曹禺先生，緣起于我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五個單行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蛻變》，后來又將前四個匯成一本“世界文庫”叢書中的《曹禺戲劇選》。這次出版的特別之處是用三十年代初版本為底本而棄用解放后經過刪改的各種版本——這種為了跟上時代的刪改在50年代一批老作家的舊作出版中相當普遍。而回到初版本，保留作品原貌，顯然令曹禺先生滿意，愉快地簽下10年合同。

當然，初版本也有錯漏，“手民”誤植之處，我將編輯過程中看出的問題記下來，請曹禺先生定奪。曹禺先生摘下眼鏡，舉著書，距眼睛很近，認真看著，當場解決。所以這幾個單行本可以說是以初版本為底本、經曹禺先生最終“欽定”的。記得《雷雨》中逼蘩漪喝藥那場戲中有一句蘩漪的臺詞，“像瘋子一樣看著我”，我提出在“像”字后面似乎漏印了一個“看”字。曹禺先生仔細看上下文，同意添上了。也許是戲文觸動了他，他突然煥發了神采，伸手快速搔了兩下頭發，說，那時候年輕，情緒上來拼命往下寫，文字啊也來不及想，就是寫、寫……

那是唯一的瞬間，我在老年曹禺身上看到了《雷雨》時期的興奮的、充滿藝術家氣質的曹禺。曹禺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兒萬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她以女兒和寫作者雙重的敏感追憶了曹禺努力要回到年輕時那種寫作狀態而不得的極度痛苦、不甘心！這使我驀然想起那個青春煥發的瞬間。

且不說一個作家的創作力在自然狀態下會持續多久，單從曹禺這一代作家一生經歷的大背景看，解放前兵連禍結，解放后運動不斷，能活下來就不易；而活下來的人，多半身心俱傷殘。

“文革”中，曹禺劇作均被“批倒批臭”：《雷雨》是“美化資產階級、污蔑勞動人民、宣揚階級調和、階級投降和資產階級人性論”；《日出》是“人妖顛倒，是非混淆”；《原野》是“美化地主階級、丑化農民”；《北京人》是“為沒落封建地主階級大唱挽歌”；《蛻變》是“為蔣賊樹立記功碑”；《膽劍篇》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這些大批判“雄文”的論證套路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詩詞或語錄，然后以此為武器 “分析批判”作品，最后得出關于作品、作者的結論——當然是政治結論。那時一切文藝都是政治。

賈先生收藏中就有這類 “文革”時期報刊。一篇題為《響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的文章，先引毛主席語錄“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然后批判道：曹禺卻為周樸園父子的虛偽的“愛情”戴上“通情達理”的假面具，“其用心完全是為了掩蓋周樸園父子玩弄侮辱勞動婦女的反動本質?！辈茇叭饴榈卮蹬酢鞭冷簟耙粋€精神空虛，思想墮落，性情變態的壞女人”——說她有火熾的熱情，強悍的心，敢沖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獸的搏斗；“什么火熾的熱情？完全是資產階級情欲的放縱。什么困獸的搏斗？無非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欲而不擇手段地胡來?！辈茇€讓工人魯大?！鞍褟馁Y本家手中奪來的鎮壓工人運動的手槍，乖乖地還給周萍”，“這不是公開宣揚向階級敵人繳槍投降又是什么？”這種咄咄逼人的文風，不由得令人聯想到納粹女導演里芬斯塔爾為希特勒所拍宣傳片的某種美學風格。

此外，這類大批判文章還必與政治人物掛鉤，如 “揭露”“中國赫魯曉夫”（指劉少奇）50年代觀看《雷雨》后一邊拍手一邊連聲贊“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又“揭露”曹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為掩飾《雷雨》的反動面目”，“企圖把劇本中丑化工人和美化資本家過于露骨的詞句和情節作些修改”，“二閻王周揚”得知后卻“執意不肯”，下令“要保持原來的面目”——周揚的“反動”今天看倒是“懂行”；不過，事實是曹禺還是改動了劇本，連初版本中有基督教堂的“尾聲”都刪掉了。即便如此，《雷雨》還是“大毒草”。

這類文章倒是也可以反面文章正面看，比如下面一段就生動再現了1954年 《雷雨》上演時的轟動場面——

這部誨淫誨盜散發著資產階級臭氣的大毒草一上臺，一批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流氓阿飛立即像蒼蠅逐臭一般嗡嗡而來，“欣賞”得有滋有味。

今天已找不到這類文章的作者了，誰愿意承認？當初他們就躲在一個個如雷貫耳的筆名后，什么“紅衛江”、“紅藝兵”、“多奇志”、“井崗松”、“千鈞棒”、“齊向東”，如同面具戴在臉上而投入荒誕劇演出；更有以“集體”和“群眾”名義出場的肆意誣謗——

“一位解放軍”看了《雷雨》后氣憤地說：我看這個戲里的人物沒一個好玩意，污七八糟的……

有“工農兵”來信質問《膽劍篇》：說吳兵 “外強中干”“滿身鎧甲卻面有饑色”，不是有意影射我國三年自然災害又是什么？

“一位工人觀眾”看了《日出》后氣憤地說：我恨死舊社會了，可一進劇場，我又回到舊社會……這是什么玩意兒！

“文革”可不就是全民參與的一場大戲！從上到下，各個階層，各種人物，野心與欲望，人性的扭曲，理想的儋妄，神圣的虛妄，荒唐的真誠……種種遺跡在不可說的禁忌與不堪回首、欲說還休之間，一片混沌蒼茫。比如當時人們瘋了似的大跳“忠字舞”，是基于怎樣的心理與現實？今天看來多么怪誕，沒邏輯，不可思議！——一個學跳舞的女孩看了電影 《山楂樹之戀》中的“舞蹈”，評價說：太嚇人了！這讓“文革”中跳過這種舞蹈的一位女士感到驚詫、傷心乃至憤怒——昨天與今天之間已然斷裂。而大戲劇家曹禺親歷“文革”大戲，椎心刻骨，卻終于沒能寫出——他當然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