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楓/文
每一個可以被一個名詞命名的時代，都不過是歷史長河上的一朵浪花而已，而每一個時代的人們的生活卻各具重量。創造一個美好社會的渴望比任何一個經濟學的觀念都要深刻而持久?，F實社會中復雜、偶然的利益關系，不受理論的約束，而研究利益關系的經濟學，卻是極易盛產理論和模型，遠離現實和良知。在經濟學家中，如果說，薩繆爾森是優美的，那么，加爾布雷斯是慈愛的，身高2.0066米的他，像一個大個子天使一樣，站在經濟學家中間，迎接各種目光的審視，以及不懷善意的哂笑。在漫長的歲月里，他坦然地、專心地面對自己身處的現實社會，理解它，批評它，愛它。
農場來的笨孩子
1908年，加爾布雷斯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偏僻安靜的農場，他的父親因愛妻早逝而積極投身公共事務，以獲取安慰。農場生活的自然平易、簡練明快，以及父親對政治自由、社會進步的熱情，讓童年時期的加爾布雷斯，對政治和公共生活產生了陌生而美好的感情。
這個安靜靦腆的農場孩子，在中學時代，因身體協調能力不夠，被編入笨孩子的隊列里，受到連續寫“我的左腳不是右腳”的懲罰；在大學時代，他受教練鼓勵參加籃球隊，結果笨手笨腳，弄得教練、球員、觀眾和他自己都很尷尬。他滑雪三十多年，但是滑雪的姿勢卻執拗地保持滑稽感，他的朋友諷刺他，滑雪的經驗和研究經濟學的經驗一樣長，而兩者都沒有因經驗豐富顯示出該有的優雅來。
加爾布雷斯一直沒有那種優雅輕盈之感。他不像其他偉大人物那樣，在生命的早期就顯示出卓異的特征。甚至，在他大學畢業之前，他都沒有顯示出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的特征。1931年，作為加拿大安大略省農學院畜牧學專業的畢業生，加爾布雷斯能做出的最好的職業選擇，是成為縣公職人員指導農民改善農業，或者，在多倫多當牛羊或者生豬的定級員。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當下最確實的境遇里，做出選擇的。加爾布雷斯也不例外。前途黯淡，令他痛苦，在狹隘的確定性面前，他選擇逃向更具挑戰性也更廣闊的不確定——去美國伯克利取得博士學位。
初到伯克利，加爾布雷斯為自己大學時代視野的狹小，以及學術訓練的缺乏感到自卑，以至于后來回憶母校，被授予“安大略省農學院最偉大的畢業生”的他，說安大略省農學院“可能不是英語世界中最廉價的，但卻是最差的學院了”，令校友憤怒不已。為了彌補自己的劣勢地位，加爾布雷斯狠勁學習，以勤補拙。
博士畢業，他對未來工作的選擇，仍處于迷惘狀態。美國經濟蕭條，羅斯福開始推行新政，加大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以及擴展農業以補救經濟低迷。哈佛大學經濟系因此而公開招聘一個農業經濟學的初級研究員職位，加爾布雷斯遞交了簡歷。
在他憂心忡忡地認為自己只能回加拿大工作的時候，哈佛大學，這座世界知名學府的聘書到了他手上，彷如另一個世界的邀請，閃著魅澤的希望之光，而現實世界的美國，正被經濟蕭條的迷霧籠罩。
進入培養年輕學術精英的哈佛大學，加爾布雷斯的角色，是被邊緣又邊緣的。在同事眼中，他不過是因新政而偶然闖入哈佛的無名人物，在學生眼里，他也不是那種因學識淵博著作等身而獲得愛戴尊敬的師長。
他不能指望自己的教學能力讓自己在哈佛立足，只好硬著頭皮乘新政之風，進行農業經濟領域的研究。羅斯福打響了挽救美國農民的戰役，而來自加拿大農場的年輕人，從自身的經驗中，深刻地體會到了“黑板經濟學”與現實世界的政策之間的關系。在此后的經濟學研究中，加爾布雷斯一直把對權力的研究置于重要的地位。
在理論與政治權力之間
任何引到人共同生活與社會之中的規則，都可能使個人處于被支配的位置上，也就說，只要我們承認人是社會性動物，必然有權力這個東西，從社會內部誕生。權力對公共和私人行為的影響，一直未被主流經濟學家納入研究范疇?，F實遠比抽象公理更復雜，加爾布雷斯關心的不是純粹的抽象理論，而是現實背后真實的原因。
他開始對那些權威的經濟學家充滿了懷疑，以及，深刻的不信任。當人們普遍對凱恩斯主義保持觀望狀態時，加爾布雷斯對它產生了好感，同時對新政懷有期待。那時，他不是美國公民，他對美國社會的研究，都是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在進行，因為陌生而更加理性，不被感情所產生的致幻因素所困擾。
盡管職業前景黯淡，加爾布雷斯對現實事務的熱情，卻日益高漲。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蘭，歐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人更加焦急地致力于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政治權力的擁有者開始向智慧的擁有者發出邀請，以便進行有效的改革。
加爾布雷斯于1941年春成為美國主管價格控制的負責人，一度有效地控制了通貨膨脹，成績斐然，令他一生引以為榮。他對待政治或者說權力的態度，也因為他的經歷而變得生動，他贊同政治是關于可能的藝術，最高級的政治藝術性在于將精力集中于解決重點問題上。
這本傳記的作者本身就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美國20世界跌宕起伏的政治經濟形勢，在本書中以經過理性審視的方式被展現出來。美國由“帝王式總統權”為特征的羅斯福政權，轉到肯尼迪政權，有效網羅學術精英，加爾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即以此為背景。
從撰寫總統就職演講稿，到成為總統的私人情誼智囊，以及出任印度大使，加爾布雷斯與政治親密接觸，但是他的政治畢竟和政客的政治是不同的。加爾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以理念和道義為中心的，而非以權力為中心、目標和規則。與權力的偶然、暫時的結合，讓他對不道義的權力使用，憂心忡忡了一輩子。
社會生活一直在繼續，個人生活的幸?；蛐了?，依然以最真實的方式嵌入等待被書寫的歷史，也以無聲的方式迎接必然落入寂然之淵的命運。政治舞臺上卻不乏秀顯才能的角色，毫不含糊地面對那時代人民的主要焦慮，在口頭上給出解決的方案，卻在實際施政過程中埋下另一些問題的惡種。
思想的重要性不在理論本身
加爾布雷斯無法擺脫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一個經濟學家并無多少正真意義上的權力，他能做的是將他的聲音和說服力，注入促成政治行動的社會影響力中，并保持樂觀充滿期待的心態。無論處于一個怎樣的社會形式中，民主或非民主或其它，對無權者宣揚 “一言可以興邦”，都帶有謊言的色彩。
加爾布雷斯一直在寫作，一直在動用他的理性，去思考。如果說，理性的一個特點是反抗被絕對化的傾向，或者進一步講，理性對立于那種靠最終定論來省略進一步思考的偏好，那么，加爾布雷斯持續不斷地思考的一生，幾乎是可以作為對人類理性禮贊的一種優雅的回應了。
加爾布雷斯不避極易招致詬病的政客的語氣，一邊指責學院里的經濟學家們，用嚴謹的思維和精巧的邏輯發展著看似優質的理論，實際上的進步在于，發展了承受通貨膨脹和失業及經濟危機這些現實壓力的能力，一邊提倡反思解決問題的技巧，特別是反思民主政府的技巧的有效性。
加爾布雷斯相信，思想的重要性不僅在理論本身，而且在于對社會行為的解釋和分析。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諷刺那些關注雞零狗碎的經濟事件，一心打造精雕細琢的理論，而對改變了人們生活的社會事件持冷漠態度的經濟學家；滿懷溫情地肯定那些曾在一個歷史時期有力解決了社會生活困境的理論；同時不忘快意酣暢地哂笑那些試圖以個人的力量改變歷史進程但缺乏必要理智的人。
五六十年代，加爾布雷斯滿懷道義色彩的論說文字，給予生活在動蕩的經濟環境中的人們極大的安慰，在歐美紅極一時。他的經濟學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成為暢銷書，《豐裕社會》《1929年的大崩潰》《美國資本主義》使他獲得了頗高的社會名譽，甚至他在閑暇之余寫的小說、傳記以及散文，也成為人們爭相閱讀的對象。主流經濟學家對他的態度卻并不和善，從各方面指責他的缺失。加爾布雷斯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擁有經濟學家這樣的名號，但是，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卻是他為之驕傲的。在由自己的智力保障的范圍內，從各個方位，將自己思想的力度引向一個核心，即促進社會的理性秩序，并積極探索有效的方式，來影響大眾思維。
社會生存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政治學便比任何一個學說來得漫長。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或凱恩斯，這些充滿智慧和遠見的人的學說，都是短暫的。包括加爾布雷斯自己通過《豐裕社會》《新工業國》《經濟學與公共目標》三本書構建起來的思想體系，也是短暫的。加爾布雷斯對此，態度明朗，從來不認為自己有義務為自己的觀點做漫長的辯護，他要做的是使自己熟悉環境并相應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而不期望將自己的思想運用于他全然不知的世界。
寫作是一種加入公共社會的積極言說
至耄耋之年創作《美好社會》，加爾布雷斯不再像以往那樣滿懷幽默亦不乏自信和得意地批評那些既定的立場，更多的是對人類世界的柔情和愛，同時融合著對人性脆弱部分的理性的寬容。他把美好社會的本質界定為：美好社會里的每一個成員都能過一種有價值的生活。
加爾布雷斯的思考，一直帶有政治行動的氣質，從不掩飾自己對創造一個美好社會的渴望。以研究復雜的利益關系——經濟學立身的加爾布雷斯，他曾身兼教授、作家和政治家等社會角色，確實如他自己所說，假如他不是以一種自居的知識分子的方式寫作的話，他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會不為人知。
在過去的那么多年，加爾布雷斯在分析社會權利與權力的過程中，創造 “豐裕社會”、“常規智慧”、“抗衡力量”、“技術統治結構”這些廣泛流通的語匯，從言說的層面拓展了個人對社會發表意見的論域，也在一定意義上增添了個人之于社會的價值。界定和描述完美社會，則是直接將個人的價值納入理性經濟人的社會關懷中。
據說，加爾布雷斯家里放著一個枕頭，上面寫著，謙虛是被人們過高估計的一種美德，加爾布雷斯把它稱作是加爾布雷斯第一法則。一個公民社會最脆弱的對話，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不是驕傲自大亦非壯志凌云，這是民主基本的情感基調。加爾布雷斯的一生，就是在把這樣的聲音擴大，在政治生活中，領導人等同于普通人，沒有必要樹立一個高大的形象來讓社會進行頂禮膜拜，而個人毫無作為。
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如果可以，他希望能提出一種度量方法，通過它，我們可以判斷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參與度和貢獻度。他并不高明的建立數學模型的能力，讓他這個希望一直處于落空狀態。人需要靠自己去理解和塑造自己命運的進程，而不是任何理論，這是他最后留給世人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