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濤/文
最早接觸于建嶸，是在網上讀他的演講，第一印象，是位邊界意識極佳的體制內人物，對社會病灶及政治痼疾有深刻的洞察，清楚癥結所在，但又不肯把話說絕說死，有策士風范。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是，用這種方式，既傳達傳播思想，又保留說話的權利。他應該知道，一旦失去了表達平臺，思想無法抵達大眾，思考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和影響力。
讀《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進一步驗證了我的判斷。這本書，講的是一個艱難而宏大的主題：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如何避免階級斗爭死灰復燃。這注定是一次敏感詞叢生的敘述，如何才能闖過層層關口，順利抵達讀者的閱讀視野，這可能是他下筆之初就要考慮的問題。
這里，于建嶸引入了“政治社會學”概念，用學術的嚴謹面貌收斂自己情感的恣意汪洋。理性在于建嶸這里，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自設的籬笆，用以看管內心的所有憤怒與不平，從而繼續保持建設性的思考習慣與書寫習慣。
我們知道，階級斗爭在一九七九年就已宣告熄滅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全民的福祉。我們今天可能面臨的危險局面，則與建國后的所謂階級斗爭完全不同，它有著利益沖突的血腥面孔，具有強烈的不可調和性。那么，所謂階級斗爭死灰復燃，就需要我們做出具體而微的剖析。首要問題，作為斗爭的主體，對立的階級在哪里？
于先生是這樣解說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改革利益共享，社會一度欣欣向榮。九十年代后，利益分化日益嚴重，工農集團和下層知識分子的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劇，在改革中沒有享受到好處，反而利益受損，成為弱勢群體，而“利益集團扭曲改革的機制逐步形成”，這樣，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文化主體的知識精英，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邊界的社會統治集團。
二元社會至此初步成型，這是一種排斥性體制，社會結構出現明顯斷裂。強勢集團封閉邊界，弱勢者已失去整體融入強勢群體利益均沾的機會。同時，強勢者單向從弱勢者處汲取資源，主要是土地、廉價勞動力等，這樣，矛盾與斗爭不可避免。
執政者也看到了這些問題，他們要規避風險，因此提出了剛性穩定的對策。今天，政府與民眾缺乏有效溝通，利益沖突無法得以合法化解。剛性穩定的目標是社會絕對安定。因此，利益沖突從未真正得到重視，也從未真正得以解決。這樣一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變得極為微妙，中央要求穩定，否則地方主政官員就要被問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無法升遷。為此，地方就會以此要求更多自由處置社會問題的權力。
至此，所謂潛在的階級斗爭的對立雙方，已陣線分明，各就各位。為什么任志強蔑視窮人的話語會引起那么大的反響，就因為他陳述的是事實，而事實，總是強有力地令人惱怒。因此，最令我們擔心的，就是強勢集團與弱勢集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在繼續缺乏有效溝通與化解的情況下，日積月累，就有衍生出新式階級斗爭的危險。
于建嶸對中國社會的總體描述是：“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將進入社會沖突的多發期，社會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與掌握了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社會強勢集團的博弈仍然是其主要內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會利益表達機制以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農民及下層知識分子有可能實現聯合，以對抗處于社會主導地位的精英聯盟。而要防止底層聯合與精英聯盟的沖突造成革命性的顛覆，需要重構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并建立公正的憲政體制?！?
但于建嶸還是樂觀的，他強調指出，直到目前為止，民眾的抗爭依然限制在“以法”的范圍內，“在中國，權利往往被理解為是由國家認可的、旨在增進國家統一和繁榮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賦予的旨在對抗國家干預的保護機制。在此情況下，民眾對行使自身權利的訴求很可能是對國家權力的強化而不是挑戰?！?
于建嶸對中國農民維權的觀察尤為精微，他將之命名為“以法抗爭”。這是一個不容易為海外學者理解的概念，既然已經“以法”了，那么抗爭的對象是誰呢？這里的“法”，含義豐富，除了現行法律，還包括涉農的各類法規及政策，要知道，它們的來源主要是中央政府及省級政府，而在中央政府與農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灰色地帶，即處于法律法規及政策執行層的縣鄉級官員，也就是說，中下級官員已經結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不約而同地攫取非法利益。而農民原來是應該作為被治理者而存在的，現在則要反過來擔任法律與政策監督者的角色，逼迫基層官員去執行法律。這種抗爭，有時表現得極為殘酷，部分呈現出了“階級斗爭”的色彩。
暴力征收農民稅費的問題解決了，強拆矛盾又成為社會動蕩的熱點。實際上，它們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即基層政權謀利的沖動。取消農業稅，斷了地方政府的財路，他們就用征地來替代補償。從根本上遏制這種沖動，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否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結果一定是按下葫蘆浮起個瓢?；鶎訖嗔κケO督，就必然要變得無恥。他們在一個不受控制的樂園里肆意妄為，每天都是醞釀著新階級斗爭爆發的苦酒。而最終吞下它的，將是這片土地上所有被綁架的民眾。如果階級斗爭死灰復燃，那么遭受破壞的只是共有的社會財富，其非理性也無法建立一個新的憲政民主制度。
很自然地，于建嶸在書中用大量的篇幅討論了目前的社會沖突與民眾抗爭。如何認識沖突？于建嶸引用西方學者的觀點這樣說：“社會沖突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能夠緩解社會系統的壓力，具有社會安全閥和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功能?！?
他是在給當局者解除心疑：不必害怕沖突，不必掩蓋沖突，沖突與抗爭不會翻覆天地，反而會促進社會進步。實際上，于建嶸說抗爭會帶來進步，這個立論是會令人捏一把汗的。記得早年間的歷史課本曾一直告訴我們，階級斗爭中的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墒?，仔細看一看朱元璋和李自成，我們卻無從發現他們帶來過什么樣的進步。因此，于建嶸立論的重點，就落在了這樣的邏輯上：允許抗爭，但絕不能讓抗爭順勢演變為階級斗爭，為此，要創立表達機制，使當局者與民眾實現良性互動，這才是進步的動力。
為了加強自己的觀點，于建嶸引述了德國學者烏爾里?！へ惪颂岢龅娘L險社會理論，認為現代社會從古典社會脫胎而出之后，即形成了風險社會——這是全球性的——“現代人類身處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風險的制造者以整個社會的風險為代價來保護 （攫?。┳约旱睦?。其中，主導西方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卷入了風險的制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因此，人類應反思現代性，以應對現代社會的種種風險?！薄诮◣V的意思非常清楚，社會風險與沖突，并不是中國一家的事情，所以，當局者不必過于緊張，大家一起坐下來開動腦筋想想辦法就好了。
由此，于建嶸把中國問題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下，承認這種風險是世界性的，那么，就會大大降低對當局者的批評烈度，也會緩解他們的集體緊張感，從而更容易勸誘他們放下包袱，主動或至少不強硬反對相應的變革。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問題的“軟著陸”。
必須承認，我們目前已經進入了風險社會，其標志是，一、群體性事件高發，人數多，規模越來越大。二、公共安全受到意外災變的影響，這類事件越來越多，非典、禽流感、礦難、拆遷風波，等等。由此，中國社會明顯具備了“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征：不斷擴散的、人為的不確定因素，導致現有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以及社會關系向更加復雜、偶然和分裂的狀態轉變。
也有人試圖做出這樣的描述：這個民族的權貴和既得利益集團，從沒有真正明白、接受、學會“權力—責任”的偉大平衡；這個民族的下層民眾和某些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認可、尊重、實現過“能者多得”的偉大秩序……
相信于建嶸先生也未必會同意上述論斷，但是，活在當下，如果一個人沒有適度的焦慮感，他也就不配稱為社會科學工作者。在于建嶸的書中，我們處處可見學術語言掩蓋不住的焦慮。尤其是，他研究的對象，又是利益受損卻求告無門的弱勢群體。而實際上，一個令人悲哀的事實可能是，以于建嶸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專家學者，也同樣處于求告無門的狀態。這一點，可能是于建嶸先生等良性獻策者面臨的最大的難關。
（本文因故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