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紅小友：

安否？

在我的博士生當中，學科背景跟我最接近的就屬你了——我們都對晚清法制史有興趣，同時對現代法的前沿尤其是破產法興致亦濃。不過，你對法律史的觸感更敏銳、也更有成果，特別是你的情商和對近代法律史人物的興趣更是天生的搭配。

《政法往事》一書展延了你這種學術興趣。實際上，書中的“往事”是近代以來法律史名人的思想錄。一些人物耳熟能詳、一些名字卻眼識面生，不知不覺間測試了閱讀者法律史功夫的深淺。相比之下，我的興趣更多是在這些星光閃爍的政法人物對中國憲政之途的集體選擇上。

晚清是中國法律轉型的起點。受西方法律文化的激烈沖擊與碰撞，源遠流長的中國法律傳統與法律遺產結晶遭遇千年變局，中國法律體系的未來發展不得不在兩大法系的模式之間進行選擇。

我很好奇，為什么晚清、近代官僚與知識精英彼時選擇了大陸法系，而不是英美法系？當年以載澤、端方為代表的五大臣第一次高調出國考察各國政治，實際上走訪了許多英、美國家，對英、美法系最有感悟，最后上呈慈禧、光緒的政改奏折卻是效法德、日等國，使得后來中國的法律體系一直走大陸法系的路子。早期如清末與北洋政府時代的西法移植，后期如國民黨時代的《六法全書》傳統，都受此影響。至今，我們的立法——如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提法；司法——如法院民庭、刑庭、行政庭之架構；法律教育——諸多法學院以學習民法體系為法學教育之起點，無不有大陸法系的深深烙印。值得探究的是，《政法往事》所載的許多重要政法人物，如伍廷芳、王寵惠、錢端升等，都曾留學于英、美并先后在中國政法體制內擔當重要職務，但他們對現實的中國政法體系的取向與走向卻影響甚微，緣故為何？

以前，我總認為中國近代所以走了大陸法系的路子，主要原因之一是“偷懶”，因為十九世紀有個世界法典化浪潮，成文法比較容易抄襲；另外就是德、日憲制中對帝制的認可，為不想體制變異又欲立憲改良的慈禧找到可下的臺階。這種解釋在今天看來，未免看淡了體制背后強大的支持?！墩ㄍ隆窂乃枷胧返慕嵌冉沂玖诉@一點。雖不是英、美法系出身，事實上卻是英、美法系精神在現今中國的領軍之帥，江平先生在這種強大的體制傳統面前“所能做的就是吶喊”而已。

我一直有個不成熟的觀點，就是大陸法系主要強調“民權”，而英、美法系更注重“自由”；是故前者以“民主”為第一訴求，而后者以“共和與財產權保護”為優先價值。這兩種法系都以憲政為核心目標。我的理解，憲政就是民主加共和。所謂民主，就是普選制與多數決，普選政府以及少數服從多數；所謂共和，就是上層利益集團之間的分權、限權結構與相互妥協。近代以來，中國總是在追求一種“跛腳的憲政”，把“民主”作為憲政的唯一價值，把“暴力”、“革命”作為改天換日的敲門磚，卻從沒有精英集團之間的妥協談判退讓，也沒有形成參與國家治理的職業共同體。以英美的經驗，共和的價值次序似應優先于民主的選擇。憲政的基礎是私有制，特別是土地私有制。光榮革命以后，英國一大批手中握有地權的有產者進入議會，可以和國王進行平等談判，共和的基礎就此形成，民主從此也就有了希望。因此，共和當在民主之先。在今天，共和的真正獲得是強調自由與私有財產權價值，這似乎應該是中國憲政與法治的未來之途，也應該是現時政法人物應有的集體選擇。

適逢歲末，讀了你的《政法往事》遂有感而發，我們不妨下回再聊。
                                                                                                     李曙光

陳夏紅，《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編輯，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在讀，編著整理有《沉浮與枯榮》、《思想的氣象》、《政法往事》、《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