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五常。香港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佃農理論》和《蜜蜂的神話》兩篇文章享譽學界。并自20世紀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學經濟系任教，開始在香港報界以產權理論分析時局。本書作為張五常教授行游各地的見聞與思考。不著重于經濟解釋，而是轉談個人主觀感受。本書第一部分記述了作為唯一一位非諾獎得主到斯德哥爾摩參加科斯被授予諾獎儀式的經歷。第二部分“開放后的神州”收錄了張教授自上世紀90年代起至今游歷大半個中國的趣味經歷和感悟，包括到上海、成都、哈爾濱等感受現代城市的發展變化，尤其包含了最新的經歷，從經濟學家的角度對開放后的神州進行實地調研和分析。第三部分“千歲隨風飄”，尋訪歷史名城西安、赤壁、徽州、杭州等，享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第四部分“光”的印象，從攝影愛好者的角度記錄了中國大好河山的優美風光。第五部分“蒼煙落照”，回味童年的生活足跡，表達了對寧靜田園生活的憧憬。
策劃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年11月第1版
定價：28.00 元
目錄
一、斯德哥爾摩（兩篇）
科斯的雨傘
瑞典觀禮記
二、開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即席揮毫
惠州行
夜上海卷土重來
成都點滴
上海名不虛傳
上海博物館
北京行
廣州閑話
張五常誤闖朗潤園
樂從是個現象
義務行
巧遇奇石記
金湖喜雨記
從成都學得的創作定律
東北行
世博之游樂乎？
二﹑開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
（二○一○年五常按﹕讀者讀此文時﹐不要忘記那是一九八六之行﹐開放改革只幾年的時候。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重讀此文﹐我對自己昔日的觀察與給國家提出的建議感到滿意。讀者可能感到奇怪﹐但當時的中國﹐好些地方有最高工資的約束﹐與今天相比是兩個世界了。）
經不起福建省的師范大學及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熱情邀請﹐我在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之間到該省訪問了五天﹐暢游了廈門﹑泉州及福州三個城市。
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由于接待的人作了很緊湊的安排﹐我在那五天的行程中﹐能馬不停蹄地看了好些地方。我明白接待者安排我所看的﹐都是福建省最好﹑最有成就的發展建設——接待我的朋友也開門見山地這么說了。不過﹐我對中國的發展及其中困難﹐心里有數。既然眼觀六路﹐自然懂得應問的問題﹐所以大致上﹐此行加深了我對中國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次行程中﹐我明白了好些在中國發展問題上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這里﹐我試逐點加以分析。
福建的發展比較平穩自然大致上﹐福建的發展比我事先想象的好得多。該省沒有廣東那樣好的經濟基礎﹐地理位置不如廣州﹑深圳等地區。從繁榮方面看﹐福州不及廣州。然而﹐撇開廣東的優越條件﹐福建的改進似乎勝了一籌。第一﹐福建的發展顯然比廣東平均﹐有較大的一般性。換言之﹐中國的“一放一收”政策﹐對福建看不到有明顯的不良影響﹐可能因為初步開放時“放”得比較慢﹐所以在“收”時不明顯地倒退。另一方面﹐無論是旅游﹑工商業﹑鄉鎮等的發展﹐都來得比廣東平均﹐使我覺得福建的整體發展得自然。第二﹐一般來說﹐福建比廣東清潔得多﹐市民比較有禮貌﹐利伯維爾場也是比較有秩序的。這可能是福建人的質素使然﹐但該省近幾年的急速發展而不致于亂﹐是值得欣賞的。
第三﹐福建的基本建設﹐尤其是電力﹑電話及公路這幾方面﹐是比廣州﹑深圳一帶落后的。事實上﹐目前福建的基本建設﹐是在當地的工商業起步之后。這是個優點﹕因為有了工商業發展的指引﹐基本建設就不會盲目進行——有明顯的需求﹐浪費會減少?；ㄗ咴诠ど虡I的起步之后是香港的模式。
最后一點是﹕福建的經濟體制大致上比廣東的自由。房屋或甚至土地轉讓已有了苗頭﹐而外資雇用勞力的自由也漸趨一般化。在福建﹐工人是沒有最高收入的限制的。在稅制方面﹐省政府或市政府也沒有像廣東省某些地區那樣多的左抽右抽的手法。權力下放是次選佳法。我特別將福建與廣東比較﹐因為一般人的觀察﹐廣東的發展是中國最好的了。單以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論﹐廣東占優是明顯的。但考慮到兩者的“先天”局限條件﹐我認為福建絕不遜色。這些年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愈快愈好﹐快而亂也是上策。我擔心以增加管制來治亂會使貪污叢生﹐而假若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中國會走上印度之路﹐貪污與管制就驅之不去了。福建的經驗——尤其是近三年的經驗——顯示出改革可以快而不亂。究其因﹐是福建的發展比較能順其自然。
據說福建政府還沒有用盡他們可用的改革權力。假若這是對的話﹐那么“有風”而不“駛盡”﹐看清楚水流方向才行是個好辦法。當然﹐中央當局若能大事推行私產與法治﹐大刀闊斧﹐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把改革的權力大膽地放到省或較小的地區去﹐讓他們順其自然地發展﹐也有可為。在改革的過渡期中﹐“一國多制”無傷大雅﹐而省與省﹑地區與
地區之間競爭發展﹐總有好處。特區可能被特管我一直懷疑﹐經濟特區在大字標題下的特別開放發展﹐可能遜色于不見經傳的鄉鎮。福建的經驗證實了這觀點。到廈門后的第一件事﹐是參觀那里的工業特區﹐頗令我失望。井井有條的多幢工廠大廈﹐竟然看不到新興工業區應有的氣氛。像蛇口一樣﹐好些大廈看來空空如也。后來才知道﹐有些工廠已搬到較近市區的地方發展了。大有“計劃”的工業區往往不成氣候﹐不單在內地才出現。香港遠在郊區的工業村又何嘗有驕人的建樹呢﹖工人需要娛樂﹑小食﹑可以休憩或散心的地方﹔投資發展的商人知道工人的需要﹐會采取切實的措施。
但政府的計劃怎能考慮得那么周詳或照顧得這么多?有了一個大概的計劃﹐然后發展由市場的需求來決定﹑指引﹐才是上策。美國﹑日本及韓國的經驗也是如此。由于“計劃”過多而導致失敗﹐不是目前的中國獨有的現象﹐所以我難以判斷廈門工業特區之不振是否因為“計劃”過多﹐還是因為特區不特﹐抑或由于特別地被政府“關注”﹗在雇用勞工及土地使用的約束上﹐廈門的特區比深圳的蛇口較為自由。但后者接近香港﹐地點勝了一籌。蛇口也算不上大有成就。
這些工業特區的真正特點﹐倒像烏托邦式的計劃建設。很不幸﹐其效果也是如此﹗石獅與陳埭的示范到了觸目皆是石頭的古城泉州（古跡也用石頭建造﹐千年不變﹐喜歡旅游的不可錯過）﹐參觀了當地郊區的石獅鎮與陳埭鎮﹐我就十分欣賞了。石獅被稱為“小香港”﹐自有其因也。那里的成衣與時裝產品攤文件﹐成行成市﹐陣容鼎盛﹐在全以石頭（是的﹐連屋頂也是石頭）建成的﹑簡陋而燈光不足的市場里營業。不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有成就的﹐最好到這個地方看看。據說中國多個省份也有商業代表在那里長駐購物。
既被稱為“小香港”﹐石獅鎮不算是不見經傳了。石獅附近的陳埭鎮﹐被領導人譽為“一枝花”﹐也就成了名——雖然該鎮的一些工廠曾因制造假藥而引起風波。陳埭原以農業為基礎。開放政策推行后﹐農民或獨資﹐或以股份合資﹐或跟外商合作來推行工業及手工業生產﹐成績顯著。無論是土地﹑房屋﹑機械﹑資本﹑勞力等生產要素﹐大致上稱得上是私產制度。雖然土地的轉讓權還沒有很大的自由﹐但整體而言﹐該鎮的工業發展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近私產權利界定的情況。既然近乎私產﹐陳埭的工業就不談什么“承包”制度了。我曾在《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內指出﹐私產制是最簡單﹑最明確的承包責任制。
在陳埭鎮內﹐我參觀了一家農民與外商合作的制鞋廠。鞋是內銷的﹐質量不錯。這些膠鞋批發二十多元人民幣一雙﹐據說銷路很好。造鞋所用的機械設備﹐頗先進。陳埭的外貌看來還像窮鄉僻壤﹐但在那平平無奇而簡陋的廠房內﹐卻有先進的設備﹐相映成趣﹐令人有新奇之感。
在《大搬遷的壓力》（見拙作《中國的前途》）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有大量的農民搬到城市去——“離土不離鄉”的想法無補于事?？吹饺萁紖^的陳埭鎮的發展﹐我體會到中國將來的大搬遷﹐可能是從離城市遙遠的鄉村搬到城市的近郊。衛星市鎮的發展會是很急速的。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土地若能自由買賣﹐到城市的近郊作地產投資是上策。
在制鞋廠內觀察了良久﹐該廠的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紀念冊﹐在眾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請我題字。毫無準備﹐要寫些什么好呢﹖一時間有點尷尬。我想到他們的產品是鞋﹐而泉州一帶的路徑往往石硬如鐵﹐幾乎把我的硬底皮鞋“行”壞了。我又想到我對中國期望了很久的工業產權制度﹐竟然能在那小鎮內見到一點規模﹐于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P>
國營大投資養虎為患當我在福州參觀規模龐大的工廠時﹐腦子里突然想到如下的問題﹕那里新的電線廠及染布廠規模很大﹐都是國營的﹔問題是﹐這國營的辦法﹐是否由于政府墨守成規﹐舊習不改﹐抑或是因為條件所限﹐便非國營不可呢﹖
我們知道﹐舊的國營企業目前的政策傾向﹐似乎是要通過承包﹑分股等措施﹐逐漸“私產化”﹐雖然在名稱上還是有所顧忌的﹔另一方面﹐新的投資巨大的工廠﹐假若不與外資合辦﹐皆國營﹐其中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以為新而大規模投資的國營工廠的存在﹐不是因為當地執政者堅持國營的優越性﹐而是在目前的中國﹐除了外資﹐私人集資不容易辦到。私人到銀行借貸﹐中國本身的銀行連小款項也不會借﹔外資銀行方面﹐在沒有物業抵押的情況下﹐借錢是要政府擔保的。投資有風險。這風險若要國家承擔（國營如此）﹐由于沒有明確的債權與責任﹐人為的“風險”增加了。目前的中國﹐私人籌資設廠是個嚴重問題。盡量把地產及房產私產化﹐作為抵押之用﹐會幫助。同樣重要的﹐是銀行制度必須大事改進。今天﹐國內不少人雄心勃勃﹐很想在或大或小的生意上大展拳腳﹐但因為借貸無門而技無可施。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應放棄管制外匯及壟斷外貿等事項﹐把精力集中于壓制通脹﹑協助貿易及投資等重要問題上。
我不想在這里重述以前寫過的關于國營企業的弊端——此中的困難﹐國內不少人知之甚詳﹐經驗老到的比我有更深入的體會。我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沒有提及的兩點。
第一﹐開始時﹐國營的工廠可能辦得有聲有色﹐極具威勢﹔但根據外國的經驗﹐過了一段日子﹐這些企業內的勞工就會搞工會﹐增加有組織性的罷工力量﹐或進行其他有計劃的怠工﹐使企業一蹶不振。理由是這樣﹕產權或股權既非私有﹐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那么勞﹑官雙方各有各的渾水摸魚的門徑了。
第二點﹐企業既屬國營﹐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陣線﹐法例或政策的設施會偏于國營機構的利益了。俗語說﹕“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眹鵂I企業會因為“裙帶”關系而增加了壟斷的權力。其他私營或“個體”的同行﹐會在人為的壓制下而難以興旺起來。國營企業是養虎為患——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所以我認為﹐在工業上﹐內地目前不妨效法當年戰后貧困不堪的香港﹐從私營的輕﹑小工業做起﹐然后逐漸而自然地由私營發展到需要巨大投資的工業去。假若中國真的要以“好大喜功”的手段來爭一口氣的話﹐那么在目前外資招徠不易﹑私人借貸無門的局限下﹐可以先搞一些在原則上有利可圖的國營企業﹐但執政者要有計劃﹑有決心地在不久的將來（時機成熟時）﹐把那些企業以“賣盤”轉讓出去﹐或以賣股權的辦法來實行私產化。
合資卻有看頭福建省內﹐在我所見到的大有規模的工廠中﹐最令我欣賞的倒是那在不久前舉世矚目的﹑被國外新聞弄得“聲名狼藉”的一家電視機工廠——在福州的中﹑日合資的福建日立電視機廠。新聞記者宣揚了這家工廠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財務困難（雖然困難是真實的）﹐卻忽略了這家工廠的成就。
不到福日電視機廠參觀﹐我不容易看到今日的中國能出產這些質量優良的科技產品。該廠的主事人深明量入為出之道。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生產要素代替定律”﹐對外貿易理論中的貨品出口代替生產要素出口的概念﹐這位仁兄竟然無師自通﹗中國人的本領不能低估。在短短的三十分鐘里﹐福日的主事人給我上了一課。從學術那方面看﹐他的理論當然不夠嚴謹﹔但從實踐應用的角度看﹐他所知的卻是有余了。更難得的是﹐福日的主事人能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不夠廉價勞力劃算的先進機械不采用﹔零件以經濟可靠而不以名聲大小為準則﹔產品的質量堅持一般化。福日的電視機產品﹐半假亂全真﹐使我看不出與日本產出的日立電視機有什么分別。假若內地沒有外匯與進出口管制﹐而福日廠又可以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購買機械和零件的話﹐那么﹐香港市場上的日立及其他電視機﹐會遇到很強的對手。
大學的前途在福建的行程中﹐我參觀了三間大學﹐廈門大學﹑泉州的華僑大學﹐及福州的福建師范大學。學術生涯三十年﹐到了校園就覺得賓至如歸。廈門大學的校園環境﹐是我在東南亞一帶見到的校園中最美好的了。園地清潔﹐有幾十年歷史的建筑物保養得好——陳嘉庚地下有知﹐當可告慰。華僑大學的校園也不錯。據說香港有二百多學生到這里來念書。
盡量多收一些外來的學生是好的﹐但近于免費的取錄就不適當。費用應收的不收﹐不應收的卻又左抽右抽﹐反映??中國改革過渡期中的一點矛盾。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香港的學生到內地念書﹐日常生活上與內地的學生應是貧富懸殊的。這可能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我希望香港的學生能夠明白﹐他們在物質上的“鶴立雞群”﹐只不過是際遇不同而已。打算到內地念書的同學要知所適從﹐入鄉隨俗﹐盡可能負起知識交流的責任。福建師范大學的校園很大﹐但房子卻比較陳舊了。
該校校長陳征先生對校園顯得熱愛﹐對其中的一草一木也了如指掌。我對他說﹐中國的改革若能繼續——而我認為是會繼續的——重視知識﹐那么二十年后﹐我再到該校時當會見到新的氣象。整體來說﹐我對福建的大學——這可能是中國的一般情況——有以下的三點意見。第一﹐學生收得太少。以我所見到的三間大學的校園而論﹐園地廣大﹐若在美國學生的數量會多三四倍。當中國人才缺乏﹐一切
都要急起直追之際﹐為什么不大量收取學生呢﹖他們的答案是﹐中國的大學教師有如家長。他們不單要“教”﹐而且要盡“育”之責﹕連學生的起居飲食﹐他們也要顧及的。中國的家長制﹐在今天的大學仍然存在。我對他們說﹐大學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立﹐而自立是重要的一課。在美國念書時﹐我像其他很多學生一樣﹐半工半讀﹐而校方對我們在學術上以外的事是從不過問的。
其他的兩點意見是﹕師資不足﹔教師的薪金低下。這些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恐怕要經一段長久的日子才有明顯的改進。在過渡期中﹐我以為最可行的辦法是多收學生﹐鼓勵他們找點工作﹐半工半讀﹐交些學費以增加教師的薪酬﹐而教師薪酬的遞升是要按教師的學術研究成就而定的。在福建師大里﹐他們邀請我參觀圖書館及其中一個專藏古籍的書庫——“文革”期間封閉起來得以完整地保存。一見古書﹐我想起中國文化。中國本來是文化大國﹐曾幾何時﹐竟然像中了風﹑得了瘟疫似的﹐一蹶不振。在那圖書館內﹐我特別欣賞那些大約是清代藏書家所留傳下來的藏書木盒。這些木盒設計精巧﹐正好表達了當時的物主是如何地珍藏而愛惜那些書籍。使我非常欣賞的還有木盒上所刻的字體﹐書法好得出奇。那些字體是柳公權﹑顏魯公﹑曹全﹑張遷等大家的書法﹐魄力雄強﹐骨肉洞達。雖然書法在內地盛行﹐但屬行﹑草居多。從木盒所見﹐楷﹑碑書法是今不如昔了。
看完了古書﹐出到客廳﹐他們在桌上又準備了一本大紀念冊﹐要我題字。這一回﹐圖書館的氣氛畢竟與鞋廠的不同。既是讀書人﹐我何患無辭呢﹖一時間我有很多感受?？畲业年愓餍ｉL是當世有數的馬列學說專家﹐觀點與我的不同﹐但我們不僅是不同而和﹐而他的謙謙君子﹑虛懷若谷的風度﹐令人心折﹗我又想起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了﹐途中經過了有名的洛陽橋。于是﹐我毫不猶豫地在紀念冊上寫下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P>
即席揮毫
一九九O年五月十八日
（二○一○年五常按﹕雖然在《福建行》文內提到兩次即席揮毫﹐這里補加一些有趣的。我大概是寫此文后不久開始苦習書法﹐今天算是有點成就﹐所到處﹐差不多例行地被要求下筆﹐但用的是毛筆﹐寫下去的是宣紙﹐有了長進。）
即席揮毫是中國文化傳統特有之舉。王羲之在眾多才子之前寫《蘭亭集序》﹐王勃在滕王閣主人的監視下大書“落霞與孤鶩齊飛”﹐都引人入勝﹐值得傳為佳話。即席揮毫這個古老相傳的玩意﹐在開放后的中國大陸盛行。我曾經好幾次被邀請﹐在眾目睽睽之下即席題詞﹐事前毫無心理準備﹐主人把紙筆放在眼前﹐旁觀者大聲拍掌﹐自己腦中一片空白﹐尷尬之極也。一九八六年初冬﹐我參觀福建泉州近郊的一家鞋廠后﹐被主人領進小室之中﹐四周站滿了人﹐掌聲雷動﹐一本大大的紀念冊擱在桌上打開來﹐我差點轉身逃走。但畢竟身為教授﹐怎可以那樣沒出息﹖坐下來﹐我低頭翻閱他人的題詞﹐其實自己是在搜索枯腸﹐要想出兩句有意思的話?？尚摇八肌眮磉\到﹐我想起泉州路上的石塊﹐其硬如鐵﹐而那家鞋廠﹐是農民所辦的私營企業﹐它能在中國出現是我期望已久的事了。于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過了兩天﹐在福州的師范大學參觀了那里的藏有不少古籍的圖書館﹐令我心折的陳征校長又隆重地請我題詞。古書的氣氛與陳校長的友情使我思潮起伏。我想到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時已近深夜了﹐途中經過有名的洛陽橋。于是有感地寫下了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焙髞黻愋ｉL很客氣﹐請了一位福州書法家寫了這首七絕送給我。一九八七年秋天﹐我和兩位朋友到北京一行﹐在一家機械廠內與剛從日本回來的主事人大談承包制所遇到的困難﹐大家認為中國的工業要立刻改制﹐急起直追。正談得起勁﹐招待的朋友又拿出紀念冊來了。我于是節錄了毛潤之的詞句﹕“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P>
從北京南下浙江的溫州市﹐方副市長與我一見如故﹐大家談到引進外資的事﹐他親自帶我到雁蕩山住了一晚﹐看看搞旅游的可行性如何。在賓館中大家談到深夜﹐談得很投機。殊不知到了夜深時﹐賓館的主人還是拿??紀念冊走進房間來。
在雁蕩山下的賓館題詞﹐當然要提那個名山﹐而溫州市的熱情又怎可以忽略呢﹖我于是想起李白的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鄙愿臄底蜘o成竹在胸﹐便振筆直書﹕“雁蕩奇峰高??”在旁的老友舒巷城﹐只見我寫了幾個字就知道我快要闖禍﹐用廣東話輕聲地說﹕“你若寫‘不及溫州’﹐就會令賓館的主人尷尬了?！闭媸歉咭?。我靈機一轉﹐就裝得輕而易舉地寫下﹕“雁蕩奇峰高千尺﹐尚有溫州待我情?！睆难闶幧交氐胶贾莺螬o參觀一家設備新式的中藥廠。那里的廠長對中藥有很深的認識﹐而對當時承包制的缺點更是明察秋毫。他可能聽說我是怎樣的一位教授﹐在談論時幾次提到自己讀書不多﹐見解當然不及我這位教授云云。但我從他的分析中得益不少﹐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跟??他請我題詞﹐我就寫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雖然“十年”有點夸張﹐但從那席話得益是衷心之言了。
以上的五個題詞例子﹐都是事前毫無準備的。離開了中藥廠﹐我們一行要到杭州的絲廠去。在小巴內我對舒巷城說﹐絲廠當然又要題詞了﹐應該要準備一下吧。我們聽到那家絲廠的主事人是“很保守”的。于是舒巷城和我從絲的角度入手﹐不多時就得到如下的四句﹕“作繭能自縛﹐剝繭可抽絲﹔破繭應突出﹐開放是其時﹗”
大家對這首“五言”滿意﹐覺得言之有物。問題是﹐若絲廠的主事人不請我題詞﹐豈不是走了“寶”﹖我們于是打趣說﹐若沒有人請我題詞﹐帶我們去參觀的干部應該“識時務”地提點一下。當然﹐這是說笑罷了。在歡樂的氣氛中我們到了絲廠﹐大家對絲的織造很感興趣﹐發問的發問﹐買絲的買絲﹐題詞的事大家都忘記一干二凈了。沒有準備時要即席揮毫﹐有了準備卻“技”無可“施”。我真羨慕王羲之與王勃。這兩位仁兄事前一定是明知要即席揮毫而先有了腹稿﹐既能表演﹐也可萬世流芳。要是他們沒有腹稿﹐本領再大也難以寫出那樣千古傳誦的妙文。這也可能是我個人的自我安慰。這二王的天才比我高得多了?？刹皇菃岍t就算有充分的時間作準備﹐我也不可能寫得出那樣好的文章﹗
惠州行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
廣東惠州是先父的故鄉。雖然我在香港出生﹐但依照中國的傳統﹐那也是我的故鄉了。說來慚愧﹐這個有山光水色的故鄉﹐我平生只到過三次﹐都是短暫的勾留。
第一次是香港淪陷之后﹐母親帶孩子們往廣西避難﹐途經惠州﹐住了一晚。那時我只有六歲﹐在蘇東坡生活過的西湖畔觀望了一下﹐其后夢里依稀﹐記不清楚了。第二次是幾年前﹐為了作經濟調查﹐與幾位助手深入“不毛”之地﹐跑到惠州去了﹐也是住了一晚。那一次﹐惠州在濕雨中一片陰沉﹐使人有去國懷鄉﹐滿目蒼涼之感。在那樣的環境下﹐訪蘇學士愛妾朝云之墓——連同六如亭——倍增哀思。那時惠州看來像窮鄉僻壤﹐垃圾滿布西湖畔﹐給人的印象不大好。第三次訪惠州﹐是上月初的事。話說不久前﹐與一些朋友閑談﹐我說﹐要是惠州西湖的垃圾能大加清理﹐那么該湖雖小﹐其風光應該勝于杭州的西湖也。這些朋友雖然沒有到過惠州﹐卻不相信我所說的。杭州的西湖名滿天下﹐惠州少見經傳﹐又怎可相提并論呢﹖我于是解釋說﹐杭州西湖﹐蘇子只建造了蘇堤的一部分﹐但惠州西湖是由他親自全面改進的﹔人造的勝景﹐要一氣呵成﹔惠州西湖應該是小而秀麗﹐杭州西湖雖大﹐不一定比得上。朋友們不信服。我于是搞一個二十多人的旅行團﹐帶他們和其他朋友一起到惠州去﹐也是住了一晚。這一行﹐上述的朋友們不對我的“西湖”觀點信服﹐但同意惠州值得一游。
一別數年﹐惠州的西湖清潔得多了。湖上的垃圾去如黃鶴﹐這是西湖之幸﹐也是惠州之幸。這次重臨﹐天色晴朗﹐可惜冷一點﹐風大一點。除此之外﹐我和朋友玩得開心﹐興盡而返。
惠州是一個小城市﹐離香港不遠的路程﹐因為公路欠佳﹐過關時又費時失事﹐從香港去要四個小時。如果從香港到惠州有像美國那樣的公路﹐四十分鐘可抵達。我于是想﹐假若四十分鐘可達蘇東坡居留過的地方﹐香港的游客必定激增﹐這項公路投資的生意似乎不錯﹐應該考慮。然而﹐我老是不明白﹐為什么通過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關口會是那樣麻煩而令人頭痛的﹖深圳之后的所謂第二線﹐過關時又再一次令人頭痛﹗中國內地要賺取外匯的權威人士究竟是怎樣想的﹖惠州的好去處不僅是西湖。到那里購買一些土產﹐或到飯店吃一頓晚餐﹐價錢??實相宜。利伯維爾場的小販比深圳的老實得多﹐行騙的意圖甚少?？煽诘呐D腸價錢是香港同樣貨色的三分之一﹐有名的梅菜一斤不過幾塊錢﹐此外番薯干等雜食觸目皆是。是的﹐游客口袋里只需有二三百元﹐在惠州的市場東闖西闖﹐會有一定的“優越”感與收獲?；ㄈ陌俑墼o梅菜多得要拿也拿不起來了。
這次惠州之行﹐日期的安排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事前﹐朋友說這天沒空﹑那天沒空﹐我跟著左改右改。后來改定了﹐卻剛好是我的生日﹗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泄漏了風聲﹐朋友們興高采烈地替我祝壽起來了。那是在西湖大酒店頂樓的歌廳之內﹐顧客不多﹐我們二十多人占了一大半。也不知是誰神通廣大﹐在酒店弄到一個生日蛋糕﹐洋燭一支。生日歌人人都會唱﹐使我覺得自己忽然重要起來了。
更可喜的是﹐袁天凡經不起朋友的要求﹐為我的生辰在卡拉OK 的麥克風前高歌一曲﹗袁老弟在唱﹐我卻在想﹕他是香港聯合交易所的老總呀﹐怎會學到這“隨遇而安”的本領呢﹖我又想﹐這個出自芝加哥大學的后起之秀﹐有恃無恐﹐不滯于物﹐總算不辜負芝加哥學派的傳統了。中國內地的高官能這樣做﹐恐怕是下一個世紀的事吧。
在惠州歇宿一宵﹐清早起來﹐進了早餐﹐暢游西湖去也?？上覀冎挥袃蓚€鐘頭的時間﹐不能久留?；葜菸骱]有楊柳﹐而其時也不是春天﹐但在離別時我還是想起張孝祥的《西江月》﹕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飛起沙鷗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