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圖門巴雅爾/文 隨著陳凱歌導演的賀歲劇《趙氏孤兒》上映，媒體與坊間又多了一個準歷史學話題。有關于文藝作品中主人公“趙氏孤兒”——趙武（謚號文，故史籍中也稱呼為趙文子）的身世，司馬遷之后，歷代學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評論，經過反復考證，將“趙氏滅門案”總結為兩個不同的版本，一個是情節跌宕的“戲說”——姑且稱呼為“趙氏孤兒版”，一個是細節模糊的“歷史”——史稱“孟姬之讒”或“下宮之難”。

版本一“趙氏孤兒”：由忠臣和奸臣雙方演繹的一場的悲喜劇，一個關于復仇和士為知己者死的經典范本。始作俑者：太史公司馬遷，劉向父子以訛傳訛。

《史籍.趙世家》（以下簡稱《趙世家》）的記載是這樣的：屠岸賈是晉靈公（因昏庸殘暴，被趙氏弒殺）的寵臣，晉景公時為司寇，主管國家政法工作。屠岸賈要作亂，追究晉靈公被弒一案，借題發揮要誅滅趙氏。當時，與趙氏交往頗深的韓厥告趙朔趕快逃走，趙朔不肯。在屠岸賈的鼓動下，諸將擅自進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趙朔是趙盾之子，趙同、趙括、趙嬰為同父同母兄弟，與趙盾同父異母。），并將趙氏滅族。

之后的事情，大致與歷代文藝作品中的敘事相同，只不過，司馬遷說程嬰是趙朔門客，而陳凱歌導演說他是鄉野游醫……

《趙世家》關于趙氏孤兒一事描寫傳神，人物對話詳細而生動，故事性極強。不似史家手筆，更象一段傳奇小說，讀來令人蕩氣回腸。

版本二“孟姬之讒”：圍繞權利之爭，多方參與其中的一場內訌，直接導火索是叔叔與侄兒媳婦的不倫之戀。持相同記載的有：《左傳》、《國語》、《戰國策》和《史籍.晉世家》等。

對“下宮之難”一事，歷史記載大相徑庭。早些的《左傳》是這樣描述的：趙莊姬與趙嬰有奸情（此事應在趙朔死后不久，屬叔叔于侄媳婦亂倫），事情敗露后被趙同、趙括兄弟逐出晉國，并死在齊國。趙莊姬因此懷恨在心，在晉景公面前誣陷趙氏說，“趙同、趙括將要作亂”。與此同時，與趙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欒氏、郤氏家族趁機出面為趙莊姬作證。于是，晉國誅殺了趙同、趙括，并滅其族。當時，趙武跟著趙莊姬住在晉景公宮里。

不久（根據有關記載推斷，應為半年到兩年時間），韓厥對晉景公談起趙衰、趙盾的功績，稱如果他們這樣的人都沒有后人祭祀，誰還愿意為國家效力。于是晉景公復立趙武為趙氏后嗣，恢復了趙氏的爵位和封邑。其他典籍如《國語》、《史記?晉世家》（下稱《晉世家》）的記載與此相同，整個事件脈絡基本清楚。

司馬遷的《史記》被稱為“實錄、信實”，魯迅譽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學“雙壁”之一，前“四史”之首。他在《趙世家》中的一番“戲說”因為多處“硬傷”而被后世同行詬病，尤其難以理解的是，太史公也根本沒有“自圓其說”，同一本著作《史記》對同一件事的記載相抵牾——戲說《趙世家》的同時卻讓《晉世家》延續《左傳》的說法。

在這里，需要給大家補充一個“常識”。古代的著史者（無論是拿政府工資的“史官”，還是自娛自樂的草根史學家）的第一堂基本功課是對手頭史料辨偽存真。自己懷疑，又不可考證的內容，要么“孤證不取”，即舍棄不用，要么“聊備一說”，即收錄不同版本，由讀者自己評判，其實也就是現代人常用的“存疑”。在史官的一取一舍之間，便表現出他的“史識”和“史德”，“史識”，就是證偽的功力，而“史德”指良心和職業精神，是秉筆直書，還是曲筆回護。這一規則，在司馬光主持編撰《資治通鑒》時，表現得尤為突出。

說到這里，其實有些讀者應該多少明白點什么了，太史公之所以“自相矛盾”其用意是暗示后人《趙世家》“聊備一說”，《晉世家》才是真實。那好，有讀者會問：所謂“聊備一說”是因為拿捏不準又無法考證才對，但明顯多處與戰國時代史籍（《左傳》、《國語》等）相左的“趙氏孤兒”版卻也堂而皇之地寫進“信史”，這是為什么呢？

告訴你，因為司馬遷別有深意。有人說司馬遷是借程嬰、公孫杵臼的故事，來剖白和印證自己的心跡。

愚以為：正解！

司馬遷的心路，在《報任安書》中顯露無疑。司馬遷說他與李陵當初在朝中為同僚，也不是很熟，下班也不同路，推杯換盞、面酣耳熱更是從未有過，但他認為李陵國家才能出眾且有熱血擔當之人，于是在李陵兵敗后，對其仗義執言，乃至遭受“男性外生殖器摘除手術”，漢武帝時李陵一案可以去問百度或維基百科。

這是奇恥大辱，司馬遷說：“我雖然怯懦軟弱，想茍活在人世，但也頗能區分棄生就死的界限，哪會自甘沉溺于牢獄生括而忍受屈辱呢？再說奴隸婢妾尚且懂得自殺，何況像我到了這樣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著屈辱茍且活下來，陷于糞土般的污濁環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自恨我內心的志愿有所未盡，如果在屈辱中離開人世，那我的文章就不能公諸于后世罷了”。

支持司馬遷“茍活”的人生理想便是完成《史記》，“想探求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系，貫通古往今來變化的脈絡，成為一家之言?！彼蛩惆阉剡M名山，傳給可傳的人，再讓它流傳進都市之中，那么，他自認抵償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讓他千次萬次地被殺戮，都沒有什么可后悔的。但是，最令司馬遷痛苦的是他的這番苦心孤詣，只能向有見識的人訴說，卻很難向世俗之人講清楚！

我們可以對比發現，司馬遷的心跡，與他筆下的程嬰是如此驚人的相似：趙武成人之后，程嬰向趙武辭別，告訴他：“當初，你家遭滅門，我和公孫杵臼都應該赴死，而我獨活，不是我貪生怕死，而是想保住你這條趙家血脈。如今，你已經繼承了趙氏爵位官職，我也要到地下向我的老主人和公孫杵臼做個交代了?！壁w武大哭，跪地磕頭阻止，央求道：“我誓死報答恩人，您怎能忍心離我而去？”程嬰回答：“我非死不可，公孫杵臼相信我能完成使命，所以先死，如果我不到冥間交付使命，他以為我已失敗?！闭f吧自殺身亡。（詳見《趙世家》）

《史記》之于司馬遷，正如趙武之于程嬰。都脫不了“信義”二字。程嬰的“義”，是救趙武、續趙氏香火；“信”是對公孫杵臼的承諾。司馬遷的“義”，是要完成“一家之言”，“信”是對同是史官的先人（司馬家世代為史官）的承諾。司馬遷這么寫，似乎有違史家的筆法。但正是因為這些橋段，才使得《史記》不僅是史家之絕唱，也成為無韻之《離騷》。

話說到這里，似乎已到盡頭，但筆者還是心存疑竇，即便司馬遷是借古喻今以傳說表達心跡，但一部《史記》上自黃帝，下至于漢武帝時代，全書130篇，52萬余字，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人物不下數百，為何獨獨選擇了“趙氏滅門慘案”？

一切并非空穴來風，近人楊伯峻推斷司馬遷之所以戲說，是因為他聽到了“戰國民間傳說”。而筆者以為，這個所謂“民間傳說”很可能是“官方說法”，即趙武的后人，也就是趙國歷代君主，為祖先遮丑（趙武的母親趙莊姬的亂倫之戀），虛構了屠岸賈，罪魁禍首，虛構了公孫杵臼和程嬰，為了一個承諾，不惜賠上自身和親生兒子的性命，只為主人家香火相繼……而在這個虛構的故事中，趙武尚在襁褓，便有如神助般停止啼哭，躲過殺身之禍，這是趙武子孫遮丑之余的美化之舉。

根據司馬遷的自述，筆者有理由相信，太史公很可能是經過實地采訪之后，找到了“趙氏孤兒版”的原始素材。

“趙氏滅門案”發生在公元前583年，司馬遷出生于公元前145，相隔438年。發生的地點是當時的晉國都城新田（現山西省侯馬市境內），距離司馬遷出生地夏陽（今陜西韓城市境內）100多公里，不算遠。

夏陽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而龍門山的南面就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筆者以為，司馬遷兒時，未嘗沒有可能聽到過俠士程嬰舊趙孤的傳說。

20歲的時候，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開始行萬里路，他要求他兒子來進行一次為期兩年多的一次全國的漫游。所以我這里要介紹司馬遷的漫游，于是司馬遷從20歲開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馬遷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那么他這個漫游，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

比如說他漫游到汨羅江畔，在汨羅江畔，在當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聲朗誦著屈原的詩，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寫《屈原列傳》寫得那么有感情，他是親自去考察過，他是在學習屈原的基礎上來寫屈原的。比方說，在韓信的故鄉淮陰，他也搜集了許多有關韓信的故事，你比如說他親自去問別人，說當年韓信受胯下之辱，這大家知道，這個典故，韓信為什么能夠受胯下之辱而不發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來，忍了。韓信那么高的個子，從一個流氓兩個腿之間爬過去，如果按照他的個性，一刀就把他殺了。但是如果把他殺了，后來還能夠建功立業嗎？韓信后來幫助劉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漢，封王封個侯，回了故鄉，韓信自己說，如果當初我把你殺了，我就沒后來的建功立業，所以小不忍則亂大謀。

再比如說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還和孔子故鄉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攬衣挽袖、一步一揖，學騎馬、學射箭，學行古禮，以此表達他對孔子的紀念，高山仰止，對孔子的紀念。 
再比如講，在孟嘗君的故鄉薛城，他走鄉串巷，考察民風，而且他考察這個地方的民風跟當年孟嘗君好客養士有什么關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

可以這樣說，司馬遷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過任何一個了解歷史的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存留于人們口碑上的故事，獲得了許許多多從古籍當中所得不到的歷史材料，同時他深入民間，廣泛地接觸了底層民眾的生活，使得他對社會，對人生的觀察、認識逐漸深入。

筆者以為，司馬遷很有可能也到過晉國舊都附近，童年的記憶加實地訪問，促使太史公開始醞釀，思考如何要把這個感人肺腑的傳說寫進他的著作。從“道聽途說”到司馬遷筆下情節跌宕、人物性格鮮明，語言精練，必然經過了他的精心加工。

司馬遷《趙世家》中的趙朔也好，公孫杵臼也好，包括最后的程嬰，說自殺就自殺，而且振振有詞，那些理由在現代人看來幾乎都是“扯淡”，怎么在他們看來就比生命還重要呢？司馬遷極力塑造的這種人格，我們當然不陌生，其實他們就是“俠客精神”的典型，要言之，便是“重然若，輕生死”。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為先秦的俠客精神擊節而歌的第一人，便是我們的太史公司馬遷先生。他破天荒地為豫讓、劇孟、朱家、郭解等平民游俠立傳（《史記·游俠列傳》），而且不惜筆墨，大書特書他們的英雄氣魄，而公孫杵臼和程嬰也是司馬遷“俠客情結”的體現。

推崇程嬰的理想人格，使得司馬遷不愿舍棄甚至于著力描寫塑造之；恪守秉筆直書的職業操守，使得司馬遷還是在別處收錄了真正的“趙氏滅門案”經過。兩者相輔相成，成就了司馬遷，成就

了史記，也為后世留下這段感天動地的佳話，當然，也給陳凱歌先生一個機會，洗刷前恥，但似乎這一次，他又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