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楓/文

蘇格拉底的老婆桑菴婆，以其彪悍的氣質聞名于世。傳說蘇格拉底飽受河東獅吼之苦惱。理所當然，會有人質問，為何大哲學家會娶這么個老婆？蘇格拉底的學生——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認真地替老師給予世人一個解釋：因為，如果可以成功馴服這位妻子，他就可以馴服其他所有人。而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 （1899-1973），則更有趣。他認為，蘇格拉底和桑菴婆的關系，恰恰對應了蘇格拉底與雅典的真正關系。蘇格拉底最后被雅典的公民們以民主表決的方式處死，他沒有馴服彪悍的妻子，更沒有馴服雅典的公民們。個中原因值得深思。這個智慧過人的哲學家，顯然沒有用智慧去制造甜言蜜語哄老婆，加上他游手好閑，沒工作無薪酬，老婆不生氣才怪。而他與雅典的關系，也是如此，他沒有用智慧去說服雅典的公民們，只是以智慧說出全部真理，在任何時代這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列奧·施特勞斯被人稱為保守主義思想最深刻的教父，1949年被聘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一度成為芝加哥大學青年學生的精神偶像，追隨者眾多，幾年之后，名滿天下，桃李豐碩。更引人矚目的是，列奧·施特勞斯的徒子徒孫們，占據了美國幾乎所有名牌大學的政治哲學教職，布什政府時期，themakingofthestraussian涌現在政府最高層，施派制造的現象頗為壯觀。一個整天研究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學家，與自由民主的美國最高政治權力奇特的曖昧關系，也令列奧·施特勞斯倍增神秘色彩。古典政治哲學在現今的世界，是否真的有鮮活的生命力？

列奧·施特勞斯的學生，回憶老師的課堂，難忘的是這些話，哲學家是一些追問“什么是最好的政治秩序”的人，哲學家是要撒謊的。政治面對的不是絕對的真理。離真理很近的哲學家，如果要向世人傳播自己的理念，他不能直接說出真理，而是要發展出一套修辭性的言辭，來俘獲受眾。這種真理有害論，與迪金森的詩歌 《要說出全部的真理，但是不能直說》，非常接近。詩人迪金森說，成功之道在于迂回，我們脆弱的感官接受不了真理過分華美的宏偉，真理的強光必須逐漸釋放，否則強光會讓人們失明。蘇格拉底的悲劇，就在于這位哲學家把希臘人推到了真理的強光中。

讓年輕的學生們熱血沸騰的，是列奧·施特勞斯毫無忌諱地教授一種知識分子安身立民的策略。按照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理解,政治原本是人類精神提升、變得越來越有尊嚴、越來越高尚和美的通道,所以他說人是政治的動物。還有一句話，是柏拉圖說的，哲學天生就是政治的。只要身處非完美的政治秩序中，哲學家和主流價值必然難以言和，與迫害相伴的，也往往就是那些直呼真理而不講策略的人。因而，知識分子，或者說精英知識分子，最好的保存自己的方式，就是接近政治權力，實施正確的政治理念，當然，要講究策略，“像用娓娓動聽的說明，解除如孩子般的眾人對于雷電的驚恐”。

對于目睹過“文革”的創痛，聽說過林昭的血書的人們，列奧·施特勞斯的理論，尤其是他對知識分子處境的那種生動而充滿悲憫的描繪，體貼而親切。劉小楓、甘陽等當代中國的思想者們一度致力于引入施的學說，并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對其進行詮釋，不無隱秘的情懷，在中國掀起一陣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浪潮。然而，美國當代著名思想家羅蒂（1931-2004，施特勞斯的學生，同時也是施特勞斯學說的反叛者），對中國的施特勞斯熱表示驚訝，他不認為自己的老師是重要的哲學家。羅蒂堅持，人們應當關注日常生活，追求此岸的幸福，任何現時的不道義，即便有一個符合人性的符合道德的目的地，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暴力。

確實，施特勞斯的“不要直說真理”所包含的那種策略性，強烈暗示出，假如有一個好的目的要追求，政治在其過程中被允許行使違背人道的行為?！?·11”事件發生一年之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策劃者中即有施特勞斯派知識分子，雖然很多美國人反對發動戰爭，但是戰爭還是在政治權力高層的策劃下啟動了。施特勞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他的精英主義，他秉持的古典政治哲學理念都遭遇了強烈的批判，本來人們最多說他經常批評民主社會，危言聳聽，這時，罪名變成了“反民主”。

《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觀念》的作者德魯里，對施特勞斯少有敬意。文中出語刻厲，褒貶甚至帶有女性的任性，當然，還有女性獨有的敏感和睿智的幽默，自成一格。德魯里帶著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呼喊道：任何社會都不能將政治權力托付給那些著了施特勞斯派政治觀念之魔的人。我相信，這絕不是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知道怎么追求女孩子的男人們，都知道施特勞斯的觀點，有其實用性。在任何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達到一個較高的平均智識水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說道德水平了。人的認知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那么較高的那部分人，要么遠離世事煩擾獨善其身，要么成為領導者，要么遭受認知能力低的人因其無知而施加的迫害。認知能力高的，即社會精英式人物，從道德上講，選擇站在領導的、統治的那一邊，促進社會正義，顯然更有道義色彩。必須承認，再完美的社會，也會自然地產生庸眾，除非人類的基因不斷自我完善。

有意思的是，這位加拿大的女學者，她竟然可以從邏輯上去攻擊施特勞斯的觀點，這就意味著，施特勞斯在表達自己的觀念時，必然有著不謹慎、歧義叢生之處。這是一個哲學家最不該犯的錯誤。施特勞斯對蘇格拉底的悲劇，并不表示意外，他甚至驚訝蘇格拉底竟然可以如此長久地宣揚自己的學說。這種驚訝，同樣地可以放在這件事情上，為什么桑菴婆沒有拋棄蘇格拉底，這個利用智慧作為懶惰的借口的壞丈夫。德魯里對此表示憤怒，女學者毫不留情地諷刺了一下施特勞斯，蘇格拉底這個無所事事的整日思考和推理的男人與他老婆的關系，就是一個哲學家和城邦的關系。問題是，施特勞斯對人類天生不平等直言不諱，那么，在他的安排的序列中，那些注定被統治的人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在她看來，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很多人的死亡，施特勞斯培養的精英分子須負一定責任，他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對民主政治和平民大眾的藐視——不能被說服，只能被欺騙。

德魯里的書，出版于1988年，當時引起很多人的關注，她對施特勞斯觀念的解讀，那種細針密線式的推理反駁，形成了一場理念的有趣反駁。作者自己在書里感慨，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認真地給她回應，此般沉默，讓她的評論處于無厘頭的尷尬里。在我看來，她的評論確實過火了，略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嫌疑。施特勞斯對民主的批評，實踐于《什么是政治哲學》一文中對“納粹出現的政治理論原因”的探討上。施特勞斯進行了一番假設，他認為既然納粹德國政府能夠利用專制的單一的價值（盡管是虛妄的），來獲得擁護者，那么，反過來講，假如有一種絕對的善的價值存在于政治生活中，那么就可以促進一個好的政體的出現?！俺巳诵灾?，沒有什么比政體更影響生活方式的形成了”，政治理念和治理方式可以確立并養育公共生活秩序，精英人物可以為它提供絕對的智力和道德上的保障，而大眾可能會以糟糕有害的理念損害公共生活秩序，就像希臘人對蘇格拉底施行的民主屠殺。德魯里和施特勞斯沒有站在同一個對話的平臺上，前者在自由、民主、博愛的語境里，而后者是一個以精英以哲學家的身份感為背景，對社會生活的理性策劃設想。

在楊-布洛赫的 《漢娜·阿倫特：愛這個世界》里，還有一則有趣的八卦：年輕的施特勞斯在普魯士國家圖書館遇到年輕的阿倫特并愛上了她，全力追求她，結果遭遇拒絕。后來阿倫特以《極權主義的起源》和《人的條件》聞名于世，施特勞斯也以自己的學說為基石，擁有巨大社會影響力，但是兩人老死不相往來。阿倫特終其一生持這樣的觀念：政治本身就是造就美德和自由的秩序，其條件是，充分享有政治自由，充分尊重人的多元性，充分讓人在公共生活里發揮自創性和自發性。也許在施特勞斯眼里，阿倫特就是一個說出了全部真理的人，他對她懷有深切而隱秘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