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鄒衛國 現在,對未來物價水平大幅度上漲的擔憂氣氛濃郁,國務院在最近的一次常務會議上甚至表示:在必要時,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實行價格臨時干預措施。
貨幣供應成為詬病的中心。批評者稱,貨幣供應量已經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約43萬億元,這是造成這一輪整體物價水平上漲的根本原因。但是,自今年6月份以來,中國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持續低于20%的增長,這個增長水平是最近兩年以來最低的水平。這樣的問題令人迷惑:當下的貨幣供應量相對而言并不是增長最快的時期,為何突然之間價格水平出現了飆升,并出現了強烈的價格上漲預期?
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可以發現一些令人關注的趨勢。
貨幣供應量增長超過經濟增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常態,但除了個別年份,整體物價水平上漲幅度并不高。本世紀中國更沒有發生過嚴重通脹。理論界用經濟貨幣化來解釋這一現象。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物資流通過調撥實現,不需要動用貨幣。隨著市場化進程的逐步深化,越來越多交易開始通過市場完成。這帶來了額外的貨幣需求。比如,原來中國沒有房地產市場,住房由單位分配。改革之后,住房分配貨幣化,即便經濟沒有增長,貨幣需求也產生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形成了數萬億元交易量的房地產市場。這些交易都需要額外的貨幣來支持。
更進一步,中國經濟貨幣化迅速發展同時,中國經濟金融化趨勢日益突顯。虛擬經濟的發展,又引發了對貨幣的進一步的需求。比如,很多農產品、化工、金屬產品市場都出現了金融化的趨勢,大批電子交易市場設立,每年的交易額也以萬億計。以大蒜為例,在傳統的流通結構下,大蒜大約經歷收購、批發、零售三個環節就到了消費者手中?,F在,隨著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的設立,這個傳統的流通環節增加了投機勢力。
在新的機制下,貨幣需求大幅上升,在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很多交易并沒有進行實物交割。同樣的一顆大蒜,假設被交易了10次,并且每次交易的價格都是5元,且交易對手都不重復的話,那么市場必須為此準備的現金至少為50元。而在傳統的交易機制下,從田間到餐桌,只需要交易4次,加起來只需要準備20元的現金。
這是一個概算,并未考慮流通中的若干細節,但上述機制解釋了即使貨幣投放遠高于經濟增長,物價仍不會大幅上漲的邏輯。概括起來就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通過貨幣來進行交易部分的比重不斷提高,拉動了社會的貨幣需求,從而平抑了超額貨幣的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國的貨幣投放水平相對于經濟增長水平并未出現劇烈變化的情況下,通脹水平和通脹預期急劇上升,可能表明中國經濟在貨幣化或者金融化進程方面遇到了問題。
這個問題只有兩種可能:要么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金融化進程進入了尾聲;要么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領域投放到市場經濟領域的資源進程變慢,即市場經濟改革步伐相對停滯。兩者都可能導致市場沒有足夠空間容納多余的貨幣,進而引發物價水平上升。
認定中國經濟貨幣化進程進入了尾聲有些過于大膽。雖然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一個共識是:要過渡到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可能只是走完了一小半的路程。中國經濟的很多關鍵性領域,比如石油、電信、鐵路、金融等行業,并沒有市場化或完全市場化。在土地、林權等各項資源、包括若干沒有市場化改革的行業之中,還存在著巨量的資源沒有投入到市場中來。
據此,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步伐相對停滯,導致計劃領域的資源投入到市場領域的步伐放慢,從而消化不了富余的資金,構成了當下通脹預期高漲的深層次背景。
有沒有現實的根據?看看下面的事實。
很多本已經充分市場化了的資源產品,又被重新納入國有化的軌道。比如煤炭,最近幾年,山西、內蒙古等地進行了對小煤礦的封殺以及對煤炭資源的國有化,這個改革造成了額外的以千億計的現金尋求出路——據說這部分促成了北京房價大幅上漲。
打破壟斷行業改革的步伐在放慢,比如說鹽業體制改革,原本以為會在今明兩年逐步推出打破專營體制的改革,但目前已經確認緩行;再比如說面對全國大范圍的小產權房問題,相關部門勒令停建、破拆,并釋放出“不可能將其合法化”的政策信號;宏觀上,在國民經濟收入的分配中,政府所支配的資源比重越來越大,這意味著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規模相對在縮小。
根本上,因為中國的匯率體制和經濟結構,每年的凈出口都換成了貨幣在國內市場游走,這造成中國每年都有額外貨幣尋求在國內消化的機會,為防止物價上漲,這要求中國必須不斷提供新的資源以消解這一壓力。
這一方面形成了通脹壓力,另一方面也是我們進行改革的動力。事實上,中國不乏平抑通脹的資源。比如中國至今仍存在著大量未市場化的地權和林權等,這些資源的規模以十萬億計,這些資源投放會造就更大規模的市場。一旦政策放寬,可以輕易消化萬億貨幣。
所以,我們絲毫不擔心中國的通脹會失控,唯一的風險在于,這些資源能否及時地投放到市場里。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計劃經濟領域的資源,以何種規模和速度投放到市場中去。
在中國當下的經濟結構下,通貨膨脹率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作為衡量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重要標尺。如果預期中的高通脹來了,一定是市場改革停滯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