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未來在哪里？這是需要用整個“十二五”發展綱要來回答的宏大命題。雖然這個市場仍然保持了過去經濟形態的強大慣性，但如果你是一個細心的觀察者，你會發現一些悄然的變化。就像過去30年一再發生的那樣，與政策層面的表態相比，這個市場的參與者總是先知先覺。他們總是能第一時間察覺到市場的變化，并及時作出調整。

作為市場最重要的參與者，數量龐大的公司就像組成中國這個經濟體的細胞——一群適應能力和調整能力極強的細胞。經過30年的裂變和演進，他們已經學會了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形態。他們發展變化的動力是一種經濟領域的自然法則，而非受到某種外部力量的牽引。

作為一個媒體觀察者，我有機會接觸很多的公司，最近引發我極大興趣的是一些“小公司”，這些公司你可能根本沒有聽說過——不僅僅是名字，還包括他們所做的事業。像這期報道的以招聘流程外包為特色的人力資源公司科銳國際，從事水務運營管理服務的金州恒基，以及曾經報道過的從事個人對個人貸款中介服務的宜信。他們所做的事千差萬別，但有一個共同指向，就是現代服務業。

如果說非要給中國經濟未來尋找一個答案的話，我認為就在這些小公司身上?；蛟S他們現在并不強大，但屬于他們的時代正在緩緩展開，作為中國這個經濟體演化出的最新細胞，他們將取代這些細胞原有的那些質地堅硬易碎的老細胞，使得自己的母體變得更加柔軟和靈活，并有有足夠的力量從鋼鐵、水泥、煤炭、石油混合而成的煙霧中擺脫出來。

日本學者田地龍一郎于1981年正式將“軟化”一詞用于經濟領域。他認為，產業軟化是歷史的潮流，時代的需求，并建議創立與之相適應的“軟產業經濟學”。與他提法不同，但殊途同歸的是經濟學中的“配第一克拉克定律”，該定律認為，不同產業間相對收入的差異，會促使勞動力向能夠獲得更高收入的部門移動，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次產業向第二次產業移動；當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向第三次產業移動。結果，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呈現出第一次產業人數減少、第二次和第三次產業人數增加的格局。

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了一批很“硬”的公司，像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能源巨頭，像如今盆滿缽溢的房地產公司，像鐵路、航空等大型企業，像無處不在的中國制造企業……他們的發展撐起了過去30年中國經濟，也正是他們推進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讓中國經濟挺起了腰桿。

然而，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產業鏈，在其完成了“生產制造”向“虛擬制造”和“服務制造”的轉換后，其價值重心早已發生轉移。如果要跟上世界的腳步，由硬的制造型、資源型公司向軟的服務型公司轉變就是必由之路。同時，這也是工業化成熟之后，專業分工細化的必然要求。工業化不發達的情況下，供應鏈全部處于一個企業之中，各生產環節和服務部門由企業提供。但隨著專業分工的深入，工業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制造加工、組裝分銷等環節獨立性逐漸增強，諸如采購、人力資源培訓、財務等活動逐漸脫離原工業企業，原服務業企業內部某些職能部門也獨立成單個企業，國民經濟中專業化的服務公司不斷涌現，通過與現代服務業企業產業鏈合作模式提高產品附加值成為一種新趨勢。我們會發現，現代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產業中的“軟性”成分也越來越大。

產業的軟化必然帶動公司的軟化，這其實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就像科銳國際總裁高勇在回憶自己創業歷程時所說的那樣，他的很多商業模式都是被客戶需求驅動的。例如一家跨國公司主動提出要將他們的招聘業務外包給他，因為這個公司覺得自己做費力不討好，還不如交給專業的公司。金州恒基也有類似的經歷，剛開始這個公司只是從事傳統的基礎設施建設，后來客戶希望他們把管理服務也做起來，于是他們就進入了水務管理服務這個陌生的市場。

所有軟化的公司其實都是通過具有獨立性和開創性的智力勞動為其他行業提供服務，把專門的知識轉變為高效的生產力，產生較大的知識服務溢出效應。所以這些公司雖然現在看來都規模有限，從事的也是一些不起眼的業務，但他們的能量是驚人的。如果有一天，世界500強中出現了中國服務公司的身影，我們或許不必感到太過驚奇，這只是說明，我們再一次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當然，公司的軟化，對于政府部門的管理水平也是一個新的考驗。如何為服務型的企業提供服務，將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這些公司不再需要政府部門批條子，給項目，撥資金，他們脫胎于市場，喜歡用市場的方式解決問題。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原有的權力部門將無所事事，他們會以怎樣的胸懷和態度來對待這些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