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秋季開學起，重慶各高校都在動員擁有該市農業戶籍的學生轉為城鎮戶籍。多名拒絕轉戶的學生告訴記者，動員目前已變為強迫，拒絕轉戶者被教師約談，并以獎學金、入黨甚至畢業證等事項相要挾。

無論是2003年公安部出臺的有關新錄取大中專院校學生遷戶籍的規定(該規定的意見是，新錄取的大中專院校學生可隨本人意愿決定是否將戶口遷入學校)，還是今年重慶市政府剛出臺的《關于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都明確指出，是否遷戶籍，應堅持“自愿原則”。重慶高校的做法，無疑違背上述規定。

人們很自然會分析這背后的利益關系。從基本的常識看，如果沒有上級的任務，高校自身沒有理由主動動員學生遷戶籍，因為這既違規，同時也對學校沒有任何好處(學生不遷倒是減輕了學校的工作)；教育部門似乎也是如此，雖然有關人員稱，遷戶籍可以幫助學生辦理醫保等，但根據大學生醫保政策，是按學籍而非戶籍管理。所以，可以解釋的理由是，有關部門可能對教育部門下達任務，要求解決新錄取大專學生的“農轉非”問題，進而教育部門再向高校下達指標，高校于是動用輔導教師，去做學生的工作。進一步的問題，則是有關部門為何會對教育部門下任務，是不是與學生們提到的拆遷相關，當戶籍遷出之后，就拿不到拆遷補償？

這樣的利益紐帶，需要調查確認。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當下的高校，正在花大量精力做自己本不應該做的事，如此辦大學的局面令人憂慮。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大學辦社會”，導致大學定位不清、功能模糊，就引起政府部門和教育研究者的重視，此后，高校開始轟轟烈烈的“后勤社會化”改革，剝離一些本該屬于社會的功能，比如食堂外包、學生宿舍社會化管理、不再辦幼兒園和附屬中小學、教師住房貨幣化，但也就僅止于此。由于高校擁有行政級別，校長是副部或正廳的高官，由上級行政部門任命，因此，高校并非只有辦學的屬性，更具有強烈的一級政府部門的色彩。

簡單地說，如果從辦學的角度去分析大學的一些行為，很難相信其會發生在大學之中。比如，學生的戶籍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婚姻問題、生育問題，這在發達國家的大學中，是屬于社會事務而非學校事務(戶籍這一問題，根本就沒有)，是不屬于學校管理的范疇；有的是教育機構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來，比如下指令要求學生必須到某公司實習以配合政府的招商引資、為提高就業率扣押學生畢業證讓學生配合編造數據弄虛作假“被就業”、對學生實行“封口”，等等。然而，如果站在作為一級政府部門的角度，就不難理解：它既要管學生的教育事務，又要管社會事務；而且，在這樣的學校辦學者眼里，沒有什么教育規律可言，教師和學生，都是“行政下級”，都該統一聽行政命令，而不是與自身平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以發布各種命令，是十分正常的。

上述利益紐帶(以及相似的其它利益紐帶)能得以建立，就是基于大學的這種“屬性”。試想，如果大學僅有“辦學”屬性，沒有政府部門色彩，學校的辦學者能聽上級教育部門的嗎？政府部門的指令在大學里又能行得通嗎？反過來，有的大學領導之所以能在大學里為所欲為，不是仗著自己有“保護傘”嗎？由于學校更像是政府的一個部門，學校往往無法形成教育共同體，而成為了利益共同體。學校的所有資源，都被相關利益者開發、利用，而學生無疑是其中的重要資源之一——— 不是把學生當服務對象，而是把學生當謀利對象，包括，直接向學生亂收費，出賣學生信息，把學生作為勞動力輸出……

在這種辦學環境中，政府部門不會感覺到自己的通知、命令是在干涉學校辦學，而是認為這是自然而然地管理下級機構的做法；學校也不會認為上級部門的通知、指令，影響了辦學，其“辦學”的重要任務，不就是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嗎？久而久之，學校領導們還不習慣沒有通知、文件的日子，在這些日子里就不知道該怎樣“辦學”了。對于教師和學生而言，在密不透風的權力和利益網中，往往只有屈從。事實上，大學的“辦學”屬性，在這樣的學校管理中，也逐漸消失。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要議題。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之一是，大學必須回歸辦學屬性，剝離所有非辦學功能，這就需要重新界定政府部門和學校之間的關系，明確學校的辦學邊界，同時，建立制約政府權力、學校辦學者權力，維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權益的機制。如果學校將很大部分的辦學精力，用于處理政府事務、社會事務，而教師、學生無法維護自身權益，這不但分散辦學精力，更會與辦學宗旨沖突。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合法的社會事務，政府不能越權布置、學校不能越界辦理，更不用說違規的任務了。

（文章來源：10年10月29日    《南方都市報》）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