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四、五年前，我曾經用三句話概括改革現實中面臨的問題：第一句話，中國的現實是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

第二句話，這樣的結合是最愚蠢的：專門用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去惹社會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結果弄得大家都不滿意。

第三句話，今后怎么辦？政治意識形態向右轉，社會政策向左轉。

到了2006 年，中國面臨的最基本背景發生了變化：出現政治和意識形態與社會政策一致地向左轉。正是在這種新背景下，對已經持續了近30 年的改革作一認真的反思，還是很有必要的。

一、“扭曲改革的機制”

如何看待改革當中的問題，或如何進行改革的反思，是這一兩年中國社會比較熱門的話題。對這個話題，我一直有一個概念，叫“扭曲改革”，或“改革扭曲的機制問題”。為什么這么提？實際上融合了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不能夠由對改革的反思導致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無論如何要堅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這20 多年的經濟有了多么快的增長，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改革，實現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變化，使得中國逐步匯入世界主流，成為世界上比較正常的國家，而這就是改革方向為什么要堅持的核心理由。所以，我一直用“改革扭曲的機制”這樣一個概念來表達對改革當中問題的看法。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機制”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同意這樣一種說法：現在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只是一些偶然的失誤。因為，如果只是偶然的失誤，那么必然是：這一次失誤對這部分人有害，而下一次失誤說不定就會對另外一部分人有害。但是，從最近十年的改革過程可以看到，有利的永遠對一部分人有利，有害的永遠對另一部分人有害。其中，有相當的部分都是對少數人有利，而對大多數人有害。這說明，這樣的失誤絕不是偶然的失誤?！芭で母母餀C制”從它的發生層面來說，經歷了一個變化。其中，上個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這個機制的作用主要發生在政策的實施環節上。大概在六、七年前，中秋節這天的一場飯局，席間大家就爭論起來，最后不歡而散。大家爭論的是：這個政策是左一點還是右一點好，是開放一點還是保守一點好。我當時的看法是，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一種阻撓或者扭曲改革政策實施的力量已經形成。也就是說，當我們正在爭論政策是左還是右的時候，已經有一些人可以完全不考慮這個問題了，反正這個政策制定了總得執行，只要執行就會有辦法。所以，不管什么樣的政策，鼓搗到最后，結果都是一樣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有一些人”得利。

以上涉及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政策執行層面上。但到了近年，看到的一些扭曲的機制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政策執行層面上了，而是進入了政策制定層面，并且越來越突出。因此，我覺得對于改革要有一個階段性的看法，現在圍繞改革反思發生的很多分歧，是由于籠統地把1 根據作者2006 年2 月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召開的“改革新形勢座談會”的發言整理。20 多年的改革只看成一個改革引起的。實際上，上個世紀90 年代中期之后和中期之前是不一樣的，進入21 世紀之后和進入之前也是不一樣的。

“扭曲改革的機制”是怎么形成的呢？任何大的社會變革都包括兩個過程：一個是體制變革的過程，一個是結構變遷的過程。體制變革就是規則的變化，結構變遷就是社會當中力量組合的變化。我覺得在上個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前，這兩個過程主要表現為體制的變革催生新的社會力量，所以，體制更處于活躍的狀態，它所催生的新的力量主要在適應體制的變化，以尋找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但到了90 年代中期之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把它叫做“結構先于體制定型”。在體制變革進行的過程中，一個像模像樣的社會力量，在90 年代之前開始形成，到90 年代中期已經相對定型下來，即在體制變革完成之前社會力量組合的結構已經形成，從此它將反過來影響體制變革的過程。

現在的中國，社會力量組合的結構已經非常穩定了，它具備四個特征：第一個特征，叫結構定型。誰是強者誰是弱者，誰是富人誰是窮人，已經定型。第二個特征，叫精英聯盟。這是在定型的時候出現的精英的聯盟，“六四”之后，在穩定的話語權的基礎上形成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第三個特征，叫寡頭統治。也許說今天的中國有了寡頭，稍微早了點，因為，它還只是個苗頭，和俄羅斯的寡頭相比，中國的寡頭小得多。但是，寡頭不是按照絕對力量形成的，而是相對力量。由于比起俄羅斯的老百姓來，中國的老百姓更沒有力量，所以，在中國一個擁有幾千萬元資產的人可能比俄羅斯擁有幾百億美元的人的影響還要大。第四個特征，叫贏者通吃。這點，即使從近年學界的狀況都可以看出來。

上述四個基本特征下的中國社會力量組合結構，是我們在討論進一步堅持改革、反思改革、制定社會政策的時候都不應該忽略的最基本背景。否則，一些很好的政策一到實踐當中，就會被扭曲。比如，近年一直強調擴大內需，但內需就是起不來，背后的原因無法從政策層面上得到解釋，而要到中國社會力量的組合結構中去尋找。

二、破解意識形態的迷霧

關于改革，我們應該看到其中的一些問題并非出自偶然。因此，對改革本身進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的條件。而改革反思當中怎么破解意識形態的迷霧，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近年來，我一直講兩句話：到現在為止，改革的基本共識已經破裂，改革的基本動力已經喪失。對此，有人不同意，說共識本身就不需要。但是，我覺得最基本的共識，包括對于社會基本方面的共識還是需要的。為此，我們需要反思。但是，怎樣進行反思？觀察一下現在熱鬧的改革反思之爭，眾聲喧嘩下，充溢著意識形態的模式與色彩。為什么？因為，我們的社會還缺乏一個比較像樣的、非意識形態化的語言表達方式。這一欠缺，將爭論者逼到一種危險處境：在把所有面對的問題都意識形態化之后，留下來的選擇空間就非常小了。如果進一步往前走，一種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改革反思成為禁區――就會出現。其實，現在我們能比較自由地反思改革，說說改革中的問題，實際上是上面默許，至少是容忍的結果。

在近年圍繞改革反思出現的爭論中，對立雙方都存在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有一個通常的表達――目前的中國存在著一個反對改革的左派――盡管很不準確，并且與國際政治中對左派的通常用法并不相同，但這樣的人的確存在。我粗略地把這種左派的意識形態化看成是對某種正當利益的荒謬式表達。這些人的背后，有著相當數量的社會基礎。近年，網絡論壇中，充滿著反思改革、批判改革的言論。他們為什么批判改革？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最近這幾年的改革已經改得雞飛狗跳，很多人在改革中吃了虧，所以，這些吃了虧的人一聽到什么改革就會膽戰心驚。而他們因為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達，干脆就說：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回到計劃體制，回到毛澤東時代。與之呼應，一些左派知識分子進一步加強了這種傾向。

其實，仔細觀察這些所謂的反對改革主張，會發現絕大多數的人表達的是一種利益的要求，是基于利益受損而來的不滿。但由于輿論的意識形態化，很有可能使這種基于利益的不滿轉化成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

與批評，乃至反對改革者相對，堅持改革的一方也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特別在對人民為什么要反思改革這一問題的理解時。這尤其可以從皇浦平《改革不能動搖》這篇文章中看出來。表面上，這篇文章有錯嗎？沒有什么錯。堅持改革的方向，當然不能動搖！但是，這里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把對改革的反思、對改革的不同意見統而稱之為對改革方向的否定，這很容易忽視對改革的批評和支持當中那些基于利益的正當要求。另一個問題就是皇浦平始終不能明白的是，1991 年他在《解放日報》寫的《改革開放需要新思想》等文章受到了整個社會的一片贊成聲，而這一次的文章和十多年前的那篇基調完全一樣，但怎么會引起這么多強烈的反對聲？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皇浦平忽視了不同的背景，他不能理解今天的背景。在上個世紀90 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面臨著在意識形態層面確定方向的選擇，在這種背景下，皇浦平基于意識形態的立場、呼吁堅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沒有意識到，近年圍繞改革的爭論和90 年代初的那場爭論已經很不一樣了。今天對改革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分歧上的爭論，所以，在這種變化面前仍然說堅持改革，用改革解決改革中的問題，改革要攻堅，通過改革的攻堅來化解當前的問題，像這樣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做法，已經難以應對這次反對改革的人所提出的實質問題了。因為，基于利益的分歧是無法用意識形態或社會發展的方向可以化解的。

三、同時警惕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

現在的中國，同時出現了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這兩種傾向，這非常讓人擔心。前一段時間，我批評上層的寡頭化比較多一些。最近，我比較關注社會上對任志強提出的“富人區”的爭論。我發現新浪網上有一個任志強的博客，就上去看了看?？戳艘院笥X得，可能這是中國博客主人挨罵最多的一個博客了?！拔覀兪菫楦蝗私ǚ康摹?，“中國要有富人區和窮人區”，“房地產就應該有高額的壟斷利潤”，任志強的這些論調在網上招來一片罵聲。同時，很多人也在說，其實任志強說的是一個大實話，任“是一個誠實得可恨的人”。對于這場爭論，我是比較贊成任志強所說的窮人和富人分區居住的主張的。但是，我覺得分歧雙方的核心問題不在這兒，而在于像這樣的對立是怎么產生的。在新浪網的調查欄中說，即使任志強的觀點是對的，也不應該這樣說，你同意不同意？結果是，30％多的人同意。所以，這里就涉及一個問題，無論中國也好，世界也好，特別是在中國，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說的，而任志強的招恨是因為他把能做不能說的事給說了出來。如果我們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夠不夠呢？不夠！問題的核心是，任志強為什么能夠把能做不能說的事說出來？因為，在其他社會，包括西方社會，上層多半要夾著尾巴做人，能想不能說。但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的上層是越來越霸道了：既然我是這樣想的，當然我就這樣說了，你敢怎么著？！上層這股不顧別人的感受、理解和反應的勁頭，造成了下層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只要是上層，一說話，一做事，就會招人罵。包括最近圍繞電影《無極》對陳凱歌的批判，背后就有這樣的東西在里面?，F在，每一次所謂的精英人物、上層人物出了點丑聞，在網上就成了民眾狂歡的小小節日。這樣的情景，是對今日中國的上下層關系的生動寫照。我原來在講社會結構的時候也講這可能是一種危險特征――上層極權化和下層碎片化。這種結構性的特征在行動層面的表現就是――上層的寡頭化，下層的民粹化。這種特征與長久存在、纏繞不散的意識形態因素組合在一起，將會造成中國社會的斷裂。有社會，就會有沖突，很多的沖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社會斷裂帶形成而引發的沖突。比如，在美國也有很多沖突，但是它每次沖突的陣營不一樣，這就不必太怕，也比較好辦。怕就怕無論出現什么問題，每一次的陣營都是一樣的。比如，臺灣的藍和綠之間，每一次藍逢綠必反，綠逢藍亦必反。我擔心的是，中國弄不好，就會形成以上層和下層為表達形式的、很意識形態化的主要斷裂帶，凡是上層說的下層就是謾罵，凡是下層說的上層就不屑一顧。因此，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是我們必須同時警惕的兩種現象。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文章來源：10年10月26日   《國際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