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范逸強/文 柳紅的《八O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即將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以80年代為背景，以經濟學家為主線，涉及了那個10年內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及其貢獻。本報采訪了柳紅女士。

經濟觀察報：你是怎么想到要研究這一段歷史，并把經濟學界的人和事以通俗的方式寫出來？

柳紅：我其實本來就對八十年代的改革歷史有興趣，腦子里也有個大致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其實還是八十年代的人。這跟我自己的經歷有關。八十年代，我轉換了幾個角色，首先，1982年大學畢業，學自動化的；然后，分配到國家機關，一機部銷售管理局商情處，專業不對口；接著，1985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工業經濟；1988年畢業，留在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在研究生院，就知道學長們參與改革很深，干得很精彩：比如78級的幾位發起莫干山會；比如，82級的華生等的雙軌制，以及后來的資產經營責任制；還有體改所、農發所的影響力和調研等等，給我們后來的經濟類學生很深的印象，就是覺得他們厲害、能干，也很敬佩。這些，都留存在腦子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酵過程。

當時的工經所所長是周叔蓮，再往前是蔣一葦、馬洪。工經所和經濟所、財貿所在北京月壇北小街2號院，在一個樓里辦公，樓上樓下，出來進去，董輔秖、張卓元、趙人偉等老師都常常遇到。雖然我是學生、小輩，他們不認識我，但是，覺得和這些人不生。1998年后做了很長時間吳敬璉的研究助手，又是八十年代的過來人，包括作為當代經濟學家學術評傳系列叢書的作者之一，寫《吳敬璉評傳》，做了一些采訪，開始走近這些當年還是中年人的一代，了解他們的人生經歷，包括周叔蓮、黃范章、趙人偉、張卓元、烏家培等等。也就是說，特殊的機緣，使我有幸和上下三代改革經濟學家有或多或少的接觸。

雖然很多人從八十年代走過來，但是，對于經濟改革是怎么搞起來的，還是模糊的，或者有總的概念，沒有細節；或者知道細節，沒有大概念。而年輕一代，對歷史知道得就更少了。因此，把那些人和事，以大眾接受的方式寫出來是必要的。

經濟觀察報：正像你書名中的“光榮與夢想”，好像很多人的光榮與夢想藏在那個年代似的。是這樣嗎？為什么？您對八十年代的印象、感情，是不是也影響了你的研究和寫作?

柳紅：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都有這樣的印象，那時候沒錢，但是有理想，有熱情，有激情，有朋友，聚會多，開會多，開起會來，吵個不休，不像現在，興“跑會”，有發言才去，不聽別人講，發言者還拿錢。在書里，我有這么個描述：“1980年代是一切從頭開始、英雄不問來路的時代，是思想啟蒙的時代，是求賢若渴的時代，是充滿激情暢想的時代，是物質匱乏、精神飽滿的時代，是經濟學家沒有和商人結合的時代，是穿軍大衣、騎自行車、吃食堂、住陋室的時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創造歷史的時代?！庇幸惶?，給一位八十年代的人看，他念出來了，說：“真對！”

剛才大致說了我的經歷。其實，從年齡上，我跟書中所寫的第三代人差得并不太大，我在心理上，覺得和他們更屬于一代。但是，在思想的成熟，知識的積累，學習的能力，辯論的本事，和干事的氣魄上，當時就覺得和他們距離特遠。他們已經很深地參與到改革中去了，而我一直懵懵懂懂。但是，畢竟，我經歷過，感到過，看到過，如今二十多年過去，重新走進八十年代，還是有親切感，還是覺得能找到感覺，而這種感覺，對于研究和記錄歷史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它會讓你避免一些錯誤。

經濟觀察報：你特別強調，八十年代是老中青三代人一同創造歷史，《八O年代》這本書，也是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將經濟學家做的劃分，為什么？

柳紅：三代人一同創造歷史是事實。當初寫專欄文章時，并沒有按著某種次序，編輯成書時，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以什么線索把這些既孤立又聯系的篇章串起來？想來想去，只有用人物為主線串聯最好，無論事件還是機構，都離不開人的貢獻。以年齡劃分代際，第一代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第二代是1920年-1940年出生的；第三代是1940年-1960年出生。而我反過來看，以這樣的劃分來區隔經濟學家，大體是合適的。當然，對于代際怎么劃分，別人可以采用其他的劃分方法，我采用這樣的方法。

除此之外，我還作了另外一種劃分，是依據當時經濟學家的思想資源，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以及東歐國家的批判計劃經濟和改革理論，劃分了5類：第一類，是留學英美，民國年間回到中國，在大學執教，像陳岱孫、張培剛等；或進了金融機構，像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機構，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寶三等。第二類，生活在民國商品經濟最發達區域，從農村調查研究開始起步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像陳翰笙帶出來的薛暮橋、錢俊瑞、徐雪寒等。第三類，從共產黨內被選送到蘇聯接受政治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像孫冶方等。第四類，從延安走出來的，土生土長靠自學的人，像馬洪等。第五類，1949年以前受過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統學習《資本論》，接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育，1980年代重新補修現代經濟學，像劉國光、董輔秖、吳敬璉等。

經濟觀察報：書中的序言，一個是劉國光先生所寫，一個是高尚全先生所寫。在一般知識分子眼中，他們似乎被看作，一個偏“左”，一個偏“右”。而兩位，在八十年代是同志，請他們寫序，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含義：超越左與右。

柳紅：首先，我想說，劉國光老師和高尚全老師都是我采訪過、交談過的。對于中國改革出現的問題和擔憂，他們的看法是共同的。其次，他們兩位，在八十年代，分別在兩個重要的機構工作，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一位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無論是社科院和體改委，還是他們個人，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可以說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第三，和整個知識分子的狀況一樣，經濟學家的分化是九十年代以后開始的，特別是到了2000年以后，分化得更為明顯。有一些是分化，有一些是觀點不同，具體事情要具體分析，作為學者，這也是一件自然和正常的事。第四，在這本關于八十年代改革的書上，請他們兩位重要的歷史親歷者，年長的前輩作序，是符合八十年代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