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王小魯/文 入正題前先說件趣事:多年前我買了本舊書《在烏蘇里的莽林中》，是一個俄羅斯人在中國東北邊境的游記，這書曾對一些作家有深刻的影響，所以我是當一本文學書來讀的。最近在二手書店邂逅了一本1974年版的《東韃紀行》，一個叫間宮林藏的日本人寫的。一看即知與前一本是一個系列，因為封面設計完全一樣。里面記載鄂倫春等東北民族的舉止行藏，還配有清晰的繪畫，比如行署布局、族中婦女哺育的現場、倉庫的安排……還有一些生活場面的細節，比如家禽的飼養，有幾只雞棲息在倉頂上。如此事無巨細的研究熱情讓人詫異。也純粹是偶然，我在架上翻看到魯迅早期的《中國地質略論》，文中就提到這批書和這種書。那其實是外國人覬覦中國領土的證明，對于別人的土地如此具有研究的興味，既顯示了周密的科學精神，也顯示了侵略的野心。魯迅在文中先是贊美中國的廣漠美麗，“乃世界之天府”——這其實是諷刺的開始。他說我國的科學“發達已昔，況測地造圖之末技哉”？事實上卻連個準確的地圖都繪不出來?！按艘患毷?，而令吾懼，令吾悲”。

今天我能獲得共鳴，是因為恰值前段時間熱議的領海糾紛。當年政府無知顢頇，帶來許多遺留問題。對于外強無所用心，對于國人往往苛刻嚴厲?！盎杳练ψR，不知其家之田宅貨藏，凡得幾許，盜逾其室，持以贈盜……而獨于兄弟行，則爭錙銖，較毫末，刀杖尋仇，以自相殺?！?/P>

這是一篇自然科學的文章，而文字間感情充沛，多年后我讀此文仍然能受啟發。我舉這個例子并不是特別恰當，只是略做說明：魯迅的書不可全當作古人的書，也不要把魯迅的年代完全當作古代來看。劉燁園先生說：“若你把魯迅文字中的人物名字抹掉，換成今天的人名，對現實往往一樣有效”。不過今天許多人愛好魯迅，被其中的悲慨所激發，恨不能變作古人，到魯迅的時代去與他一起戰斗。其實歷史并沒有走遠，它換了一副面孔潛入當下，當歷史以當代的面孔出現，中國人就頓時耳聾目盲，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聽不到。對于魯迅的喜歡，多是“葉公好龍”式的喜歡。

我之所以忽然想寫點關于魯迅的文章，是因為最近魯迅“被于教材中撤退”的爭論，也因為偶讀了王得后先生的新著《魯迅與孔子》以及舊著《魯迅教我》。而我又記得前些年一些著名學者批判魯迅，關于這事我只知皮毛，不知其中的詳細。魯迅的問題是中國文化中的大問題，因此對于我來說，思想中存在這筆糊涂賬，十分不清爽。今天有幸與王先生的文集相遇，使我有機會仔細研讀辨別。王得后以前是魯迅資料館的建館人之一，研究魯迅數十年。他深愛魯迅，對于魯迅的文字也都是嚴格地考證，錢大昕有言——考據訓詁乃義理之所由出，材料扎實，考據周密，才能還原魯迅思想的本貌。筆者與他的一次交談中說到魯迅在遺言中不準后代做文學家，王先生馬上糾正說，魯迅從不曾這么講，他只是說“倘無才華，切不可做空頭文學家”，魯迅并沒有禁止他的后代做文學家的意思。我又曾引用吳冠中的一句話說——十個齊白石也頂不上一個魯迅。他說，不可以這么隨便亂比。王先生生活中非常隨和，而于學問上則嚴肅耿直，力求準確，令人敬佩。

他的新書把魯迅和孔子的關于同一命題的言論并置在一起，舉凡生死、溫飽、父子、血統、婦女問題……孔子和魯迅本是中國現代文化史的兩個最為關鍵的關鍵詞。新文化運動正是從批判中國專制文化——儒家文化開始，而魯迅則是其中批判最有力的一個。這么明白清楚地把兩者放在一起對比的專著，以前似乎不曾見過。新近有人痛恨魯迅，提倡讀經和復習國學，覺得魯迅是踐踏祖先文化的罪孽，而當年新文化運動也需要重新檢討。這個問題本已不需再做繁瑣的回答，但對于沒有歷史感和對于自己所鼓吹的東西都不甚了解的人，只好再做做知識普及的工作,讓他們去接觸原典，自己從中做出判斷，這也許是王得后及其新著的用心所在。

這本書同時收取作者的幾篇論文，對于孔子與魯迅的糾葛再做仔細的說明。儒家思想的核心乃是三綱五常，所謂君君臣臣之類。果真如此，當年的魯迅的反孔子有什么需要推翻的空間呢？魯迅的“立人”思想，其實正是立文化，一種由單個覺醒的人組成的覺醒的民主文化。而五四先賢們反對傳統文化，與今天提倡傳統文化者有一個巨大的不同，五四先驅都是自幼就熟讀國學著作，而現在呼喚國學的人則多是不知道國學為何物的人。如果說部分民眾的呼吁國學也許是被利用了，這個懷疑是有合理的成分的。筆者記得夏志清1976年撰寫的《人的文學》里預言：在五四時期認為要排斥的東西，將愈來愈受到專家的肯定，將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為什么呢？因為現在的專家 “實在是與舊社會的現實太隔膜了”。如今正是應驗了這句話。在滔滔的文化鄉愁里，國人正在去一個虛構的歷史中尋求安慰。

孔子日以近，魯迅日以遠。這是當今文化發展的重要動態。如果說這現象背后的本質是一些人在助推專制文化、鼓勵容忍長官文化，我想這是接近于正確的理解。如今反對魯迅的有很多種類，一種是出于無知，一種是出于自覺。而自覺的又有幾種，一種也許是從學理上相對真誠地反思魯迅的缺陷，比如那些號稱自由主義者的一般不喜歡魯迅，如朱學勤先生。再一種則是一些權利者。權利者不喜魯迅是自然的。若朽木為官，禽獸食祿，魯迅的每一個鋒芒都會與他形成針對，當然會很不舒適。在最近的教科書事件里，有人辟謠說“其實對于魯迅的減少是有限的，并不是有意地去刪減”，于是社會輿論逐漸平息。而事實卻并不如此簡單。在魯迅逝世70周年的時候，就有人指示，不要 “炒作魯迅和借魯迅來講什么怪話，不準搞紀念”。這樣的氛圍，已經可見一斑。

還有一種則是普通人。但有的普通人奔波勞碌，魯迅的文化意義與他們的意識十分遙遠，反對與否都與他不相干。這里說的普通人是有一定文化自覺的人。他們當然受過魯迅的教育，知道魯迅提倡什么反對什么，后來他們在現實中做了很多壞事，發現自己竟然成了魯迅所批評的一類人。他們違背了早期的價值堅持卻不肯在精神上稍有服輸，反而會主動出擊，為了精神上的自洽與協調運轉，反過來明確地批評魯迅。這種人的文化心態，真是當下社會之品格的最生動的寫照。

對于反對魯迅的人，那些不明真相者或居心叵測者，應付他們似乎也不難，只需加以啟蒙教育、知識普及。而對于從學理上相對真誠地反對魯迅的人，則要認真對待。最近旅居海外的學者薛涌寫了一篇文章，針對魯迅是否該從教材里撤退進行議論。他認為魯迅在中學教材里占據的篇幅太多了:“如果把他們的視線完全從自己所生活的時代移開而投向過去，就有些逃避現實之嫌了。畢竟，語文所訓練的不僅僅是文字能力，也包括對人生、社會的思考和認識。這就要從學生切身的生活經驗開始?！毖φf的要增添體現當代經驗的文章，當然是對的,但他說讀太多魯迅的作品有逃避現實之嫌疑，這卻是很大的邏輯混亂。

關于魯迅的撤退，可以給出兩個理由，一是魯迅已經成為過期食品，對當下不具有營養，因此讓它撤退；另一個則是魯迅恰好還具有當代意義，對當代仍然有深刻的言說能力，正是它仍對現實有強烈的針對性，反而因此杜絕它。事實到底是哪一種呢？廣東的教材里刪除了《紀念劉和珍君》一文，這是因為現實中已無劉和珍君所以無須這樣的文字了，還是因為現實中正還有劉和珍君但某些人不鼓勵劉和珍式的人格，故而專門刪除呢？這個問題應該坦然問出來，讓大家坦然地面對。而筆者覺得魯迅不該舍棄，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生命，在中國永遠具有豐富的啟示力量。吳冠中之所以那樣贊美魯迅，是因為 “魯迅讓中國人有骨頭”。多少人在暗夜里讀魯迅，心中為之戰栗為之欣慰！我們在現代歷史上，也曾看到一些深刻的反奴役的主體性人格，比如林昭、王佩英，后來我知道這些人都有基督教的背景，而魯迅則沒有任何依傍，在深淵中獨自挺立。如果我們還愿意繼續“立人”、成為一個自重的文化主體，也深信獨立的人是自由社會和尊嚴社會必要的基礎，就不能放棄魯迅的榜樣力量。

而自由主義者不喜歡魯迅，又是為了什么呢？是因為他們總是要“系統”地思考問題。我對于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很認同，但對于國內自覺維護左右陣營和主義壁壘的人抱有深切的懷疑。有的左派學者一說到強調底層的利益，接著就說要重新引進毛主義，好像兩者是一個系統里的，必須捆綁在一起銷售。而說到控制貧富分化，右派學者馬上就說要反對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主義。中國的現實就被這些主義們有效地屏蔽掉了。學者李靜也曾與我談過這個問題，她說這些學者不從處境出發尋求思想的探討，而是發現一個有用的理論，于是就想著完整地引進并運用起來。

朱學勤寫過一篇文章叫 《魯迅的短板》，其中反對的理由多不成立。比如說“魯迅反對當時的經濟制度，但那樣的制度在形而下層面卻支撐他完成寫作，他一刻也離不開那樣的制度”。如此立論近似無聊，你反對計劃經濟而提倡自由市場，可當年你是否領過計劃經濟的糧票呢？他認為魯迅并不追求民主，因為魯迅信奉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當家”。事實上魯迅曾喜歡尼采，是因為其超人的概念正好可以用來鼓舞國人，可以作為他 “立人”思想的補助，反而是希望個體得到成長。王得后先生考證說，魯迅對于尼采是有所保留的。是否能因為魯迅曾喜歡尼采的某個部分，就說成魯迅和尼采一樣反民主呢？退一步說，即使是建立民主制度，對于群氓的警惕不也是避免民主走向異化的重要維度？

而魯迅從沒有系統地接受某種主義，也沒有系統地提出某個政治主張。他在具體而微地感受這個社會，自己的經驗是自我理性的最主要的邏輯起點。比如他晚年加入左聯，但是他說自己從不曾讀過 《資本論》，“啟示我的是事實，而且并非外國的事實，倒是中國事實”。他的批判國民性，也是使用這種方法。而這個批判國民性，卻是朱學勤詬病魯迅的主要理由。朱學勤說魯迅的批判國民性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他的思路是，好制度能把壞人變好，而壞制度能把好人變壞，因此國民性改造是沒用的，把好制度建立起來，自然就能扶正人性了。但是好制度如何降臨到我們身邊呢？靠制度研究就可以嗎？你研究得再好，權力者不采納，你又有什么妙法呢？

這個爭論其實是1902年梁啟超等人辯論的翻版。梁在1902年發表“新民說”，指出國人缺乏公德，需要改造，而一個叫飛生的人認為梁公是因果倒置，有新政府然后才可能有新國民。到底是壞政治促成了壞的國民性，還是壞的國民性養成了壞政治呢？這問題的答案決定了到底是需要改造國民性還是進行政治批判?？墒墙裉煳覀儠f，為什么不能同時進行呢？況且魯迅的批判國民性與梁啟超不同，梁啟超對于清政府還是有溫情主義的一面，魯迅則絕無這種負擔，他的改造國民性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呼喚民眾的覺醒與反抗。我們今天看魯迅的作品，它們為我們提供了觀察與評價這個世界的一種眼光，它促進讀者自我意識的發現以及權利意識的覺醒，而他的文字則是 “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他的峻急的文風里到處有這種召喚，也就是說，魯迅的文字之間有一股深邃的動員的力量。而這個力量是某些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法學研究再發達，法律仍然無法得到履行，又能如何？制度設計再完美深刻，不采納又有何用？好制度不會自動到來，因此需要社會動員，需要民間自發形成一種施加壓力的對話機制。魯迅的價值正是因此而在當下得以顯示。這是需要魯迅到場而非刪除魯迅的時代。我們需要廣泛地喚醒，需要對一種脫離了基本價值的觀念世界進行澄清和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