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程明霞 世界頂級富豪設下的一場 “慈善宴”，在中國幾乎被描述成了一場“鴻門宴”。媒體挾公眾拭目以待，看有哪些中國富豪欣然赴宴，又有哪些縮頭不露面。而中國商人們的反應則大體低調謹慎，只有個別人，比如陳光標、張欣與宗慶后公開表明了姿態。蓋茨與巴菲特來華日期將近，這場宴席吊足了看客的胃口。
看客們的態度一分為二：
一方譏諷中國的富豪有財富沒境界，瞧人家美國的有錢人多么的有愛心沒私心，將一半甚至全部財產都捐了出來。所以，張欣的歡呼雀躍和陳光標的信誓旦旦才是好樣的，陳光標還因為“裸捐”的承諾，被封為中國“首善”。
而另一方則替中國商人們辯解，中國的慈善體制遠不完善，《慈善法》尚未出臺，對民間慈善的行為支持和保護不夠，所以導致中國的富豪沒有很大的動力和空間，無法像蓋茨和巴菲特那樣去做慈善。
這些說法都是事實也很有道理。但問題是，無論你站在上述哪一方的立場，可能都誤解了蓋茨和巴菲特，也誤解了慈善。
蓋茨和巴菲特今年以來遍邀美國超級富豪參與的這個活動，原名為“GivingPledge”。在中文里，媒體一開始就將它譯為“捐款承諾”。正是“捐款承諾”這四個字，讓這個活動涂上了一層帶有一些強制性的劫富濟貧的色彩。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個中文譯名，讓很多中國商人心有不爽。雖然在邀請信里，設宴者明確聲明，并不需要赴宴者作出任何捐款承諾。
其實“GivingPledge”這個活動的本質和直接目的，本來就不是所謂的“捐款承諾”。捐款、資助，在英文里另有一個直接對應的詞“dona－tion”，而“giving”的字面意思是給予、贈與，甚至也有“禮物”的意思，并不只是拿出錢來捐贈，而更多是回饋社會的意思；而“pledge”的字面意思是誓言、宣誓的意思，與“承諾-promise”的意思也有差別。
說白了，“GivingPledge”就是一種立下誓言要給與、贈予、回饋社會的行為。從性質上說，它類似戴上紅領巾、向國旗宣誓，從此成為一名少先隊員，而不是拿著一個紙盒子，要求別人立即掏腰包。
蓋茨和巴菲特在美國本土所做的事，也充分體現了這個活動的本質。他們從未要求富豪立刻拿出錢來，而且強調，即便答應拿出財產，也不必給蓋茨基金會，而是可以給任何機構、以任何方式去做慈善。蓋茨和巴菲特需要的只是富豪們的加盟誓言：你宣誓，要將自己的財富用于回饋社會。
這才是“慈善”的本質。慈善并不是拿出錢來那么簡單，它的本質和目的是幫助別人、改善社會。這意味著，慈善可以是一件簡單的小事，比如一名大學生無償給鄰居家的孩子補習功課，慈善也可以是一項龐大、復雜的工程，比如，蓋茨基金會致力于在幾年之內，讓小兒麻痹癥在全世界徹底消亡。
所以，慈善并不是富人的義務，不能因為某個商人上了富豪榜，就要求他像蓋茨、巴菲特那樣捐出財產；同時，窮人也不應推脫行善的義務，在周末去敬老院做兩天義工，同樣是一種幫助別人、回饋社會的方式。
中國社會目前對慈善的理解，還停留在有愛心、捐錢這樣的層面。其實，僅有愛心和錢，遠遠不夠讓慈善的效率和結果更好。李連杰一個人再有愛心，他一次也只能抱一箱礦泉水給災民；陳光標捐出再多的錢，如果不科學而有效率地用好每一分錢，那么即便他傾家蕩產，可能連一座鄉村小學都運轉不好。
中國社會在經歷了30年的經濟高增長之后，民間已經積累了相當大的財富，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感、回報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所以，現在在中國做慈善，缺少的并不是錢和愛心，而是更專業、更有效率的做法。
之前章子怡和余秋雨在慈善捐贈上造成的負面影響，其實都表明，目前無論是富人、商人、文化人、公眾人物，在做慈善方面，都只有愛心、有錢、有姿態，但沒有像樣的做法。災難來臨捐一筆錢，或者看到別人資助一座小學，我也出錢建一座。而對于社會其他一些同樣需要關注與支持的領域，比如各種復雜的疑難病癥，富人們在做慈善時，卻從來不會留意到。
這些恰恰是中國富人們最需要向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取經的地方。蓋茨基金會上周剛剛公布了年報，不僅賬目一筆一筆清楚無誤，而且設定的慈善目標也非常具體而明確，甚至還不避嫌地公布了受資助者對蓋茨基金會的批評。
中國人都忽略了蓋茨和巴菲特在做慈善時，不僅拿出了財產，更拿出了一套他們身為杰出企業家、投資家的智慧和創造力。他們在以做企業、做投資的一種非常有創造力、想象力、執行力的方式來做慈善。其實他們向慈善業奉獻的最寶貴的東西，并不是他們的巨額財富，而是他們的才智。
這一點才是最需要中國企業家們學習的，這才是蓋茨和巴菲特這場“慈善宴”真正的價值所在。這兩位超級富豪才不需要中國的商人立即掏腰包，而是希望讓中國最有才智、最富創造力的一撥人，這些擁有財富的杰出企業家們，能加入他們的聯盟，宣誓以他們的財富和才華來回饋社會。
所以，即便已經“裸捐”，陳光標在慈善方面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而那些因為“捐款承諾”而心有不爽的企業家們，也大可不必有顧慮。這場“慈善宴”完全可以成為一場不用花錢、卻所獲頗豐的宴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