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黃小偉 “中產”這個曾經光鮮的詞語如今更多的被用來調侃，“被中產”、“忽然中產”反映的正是這樣的尷尬——被統計數據認定為“中產”的人群明顯表現出對這個新身份拒絕和排斥。最新的例子是亞洲開發銀行 (下稱亞行)發布了一份名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據其提出的標準來估算，就絕對數量而言，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為8.17億。該報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是每天消費2-20美元的人群。

按照亞行的標準，每天消費2美元就是中產階層的最低指標，換算成人民幣，按照一個月30天計，一月的消費額也就420元左右。而北京市從今年7月份開始實施的新低保標準是430元，也就是說，亞行中產者的最低門檻甚至還不及北京市的低保門檻，這與眾人心目中的“中產”形象顯然差距懸殊。亞行的數據也被當做是另一類型的“忽悠”。

除了亞行，對于中國中產的人數和標準，之前有過不少版本。如全球著名的歐睿信息咨詢公司不久前就發布了一份報告稱，2020年中國中產階層可能達到7億人，即未來十年中國的中產階層約占總人口的50%。還有更早些時候，媒體報道說，國家統計局定義中產階層的收入標準是6萬元到50萬元。這些足以引起“被中產”者的非議，沒想到亞行這次來了一個更猛的。

對于中產者的人數以及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無疑是確定一個社會是否進入中產社會的重要指標，比如美國就將年收入3萬到20萬美元的人群定義為中產階層，而這一階層達到了總人口的80%左右。這個階層也是美國的社會中堅，成為社會的穩定器，也向來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受益者。

我們自然也希望中國社會發展成為一個“橄欖型”社會，中產階層是社會的中堅。但是，這不意味著一個看似經過科學統計的數據，就能說明中國已經進入或正在進入中產社會，這顯然是一種誤區。我們也有足夠多的數據證明中國離中產社會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比如按照世行標準，中國仍有2億左右的貧困人口；中國從2000年開始，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就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呈加大趨勢。如果在這些數據的對比之下，8億中產人數如同中國的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一樣，意義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

判斷一個人是否中產，除了收入還有很多其他的重要指標，比如職業聲望、生活方式，還有心態——相信依靠自己的職業技能和努力，可以不斷地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們在穩定社會的同時，也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一個被“問題奶粉”困擾的階層，一個被高房價折磨的群體，他們能是社會的穩定器嗎？所以，一個中產階層的形成，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要靠這個社會創造一個適宜中產階層生存的環境。

中產階層也應是社會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者，有強烈的公民意識。他們會通過理性的談判或者法律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也會以建設性心態參與社會和政治，也只有這樣，這個社會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諧，避免暴力社會的出現。在這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可喜的變化，比如在一些社會公共事件中，這些群體的參與讓事件得到了良性的解決。但是這種理性的博弈還未形成社會共識，政府也沒有給予積極的回應，更多的是消極的應付，這顯然是不利于中層階層的公民意識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