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中國的不少媒體和媒體人正被一個事情焦慮著，那就是所謂“第三次移民潮”。
據說，進入21世紀以后、尤其是最近幾年里，中國居民向北美、歐洲、澳洲等發達地區移民呈現加速趨勢。而且，在最近這一波民大潮中，各行各業的精英人士和富裕階層是主體。
許多報道和評論由此出發，沉痛地分析了中國的新貴們之所以熱衷移民海外的原因。我認真閱讀了不下10萬字的相關文本，大概梳理了以下幾條最主要的線索：

第一，中國近年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食品安全、社會保障、應試教育、職場競爭、生存壓力等等一系列問題使得國人的幸福指數降低，他們渴望到更宜居的海外尋求更加幸福的生活；

第二，經過30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國內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但眼下中國無處不在制度壁壘和行政壟斷卻阻塞了它們進一步創造新財富空間，隨著股市低迷、樓市遭政策打壓，許多民間資本希望流出境外尋找回報率更高的投資機會；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目前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貪污腐敗、錢權交易、貧富分化、道德滑坡……整個社會籠罩在普遍的仇富心態和不安全感之中，身上多多少少背負著一定“原罪”的富裕階層、尤其是商業精英們擔心自己因在不規范的社會轉型期獲得巨額財產而在未來受到清算，他們移民海外實際上是買一份未來的安全保險；

第四，這一點也經常被著重指出，相當一部分“新移民”實際上是外逃的貪官以及與他們狼狽為奸的不法奸商，這兩類人利用在國內的公權力牟取了數額巨大的不義之財，為逃避懲治而移居海外，其中很多人還成功地將這些非法財富隨身轉移到海外；

然而，所有這些言之鑿鑿的分析所揣度的焦點都在于目前中國一部分精英人士移民海外的初衷，它們并不能回答下面兩個簡單的事實性問題：其一，近年來移民海外的中國人數量是否顯著增加了？其二，精英人士在新的海外移民中的比例是否顯著提高了？

有限的幾個數據似乎是支持前一個判斷的，至于第二個判斷，則不太可能得到考證。澳大利亞統計局今年初公布的數字顯示，中國大陸出生的移民比例自2009年下半年起已超越英國、新西蘭和印度，躍居澳洲移民榜首。美國國土安全局的資料也顯示，到了2009年，中國大陸出生、在美國取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數已僅次于墨西哥，居第二位。此外，今年6月份，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但即便是看似有扎實支撐的第一個判斷，即近年來中國移居外海的人數在增加，也存在很大的復雜性。同樣依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數據，1990至1999年的10年里，獲得美國綠卡的中國人數比1980至1989年的10年間翻了整整一番，而2000至2009年的10年間，這個數字又比前10年增長了70%。這說明，過去30年來，中國移居美國的人數的確在持續增加。但是，數據還顯示，2000至2009年的10年里，獲得美國綠卡的中國人數并非逐年上升，而是幾起幾落，并大致呈現兩頭低中間高的拋物線形態。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自2006年達到峰值的87307人后，最近的3年實際上是逐年下降的，2009年比2006年銳減了23000多人。與此同時，最近10年里加入美國籍的中國人數也呈現為一條劇烈波動的曲線，2009年比2000年反而凈減少17000多人。

美國無疑是中國移民最大的目的地國家，由此來看，說中國近年來突然間出現了明顯的向海外移民的高峰，顯然是缺乏根據的。這一否定判斷也非常符合我觀察到的身邊的實際情況：我的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和親友同事中有許多人移居海外(我想應該不下1/10)，但我并未發現近年來這種情況有明顯加速的趨勢。相反，比起10多年前恰恰是減少的。

在很大程度上說，并不是中國移民的主觀意愿，而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移民政策的松緊變化決定了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多寡。

在我看來，煞有介事但很可能純屬子虛烏有的所謂“第三次移民潮”一方面寄托了中國知識分子心系家國、懸壺濟世的悠久和優良傳統，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暴露了他們在過去一百年里染上的討論一切問題由“主義”先導的頑固病征。大多數激昂慷慨地分析爭論“第三次移民潮”的論者內心實際上根本不關心究竟是否真的存在這個事實，他們的全部興趣只在于借此闡發他們自己的心目中的宏大真理，即意圖通過針砭國內現實來推動中國的制度變革。我之前已經說過，評論者試圖假借“第三次移民潮”這一概念來指出和批評的國內問題都確實存在，而且正在令人憂心地加速惡化，甚至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危險境地。但我認為，有良知的人應該勇敢地面對現實，把問題直截了當地擺上臺面加以討論，而不是玩避實就虛、含沙射影的文字游戲，把所要表達的可能是極端重要的訴求懸掛在一個個根本不存在的支點上。因為中國百多年來的現代化挫折史一再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以“主義”取消“問題”導致了怎樣的嚴重后果！

就拿眼下這個所謂“第三次移民潮”來說，大概令一些評論家始料未及的是，媒體對它的熱議漸漸地將社會各界關注的重點扭到了如何有效限制向海外移民和轉移財富這個問題上來。就在幾天前，中央從善如流，專門發文要求加強對配偶、子女在海外的所謂“裸官”的管理。雖未必能說這是對一段時間以來有關“移民潮”問題的輿論聚焦的直接回應，至少它在客觀上十分契合當今的民意熱點。毋庸置疑，對于政府公職人員、尤其是黨員干部和高級官員，嚴格管理——包括對其親屬移居國外的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和必要的。但我很想在這里作一個假設：一個分管城建的副省長(副市長)，如果他的兒子在美國定居，或者他的兒子懷著一顆愛國心在本省(本市)從事房地產開發，到底哪種情況更容易引起以權謀私和貪污腐??？

就移民問題本身而論，客觀地說，直到今天為止，西方發達國家在物質條件、制度環境等各方面都仍比中國優越得多，對中國國內相當多有抱負的人士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是一個不需要爭辯的常識。因此，中國的個人們出于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目的移民這些國家，似乎并不能作為批判中國國內現實的有力論據。不然的話，我們為什么還要搞改革開放呢？

退一步說，即便真的出現了“第三次移民潮”，我也一點兒都不覺得這是什么需要遏止的壞事。能夠比較自由地移民，說明這個國家至少是開放的，且不說那些早前出去的人中有許多變成了“海龜”，或者即便沒有回國定居但其主要事業是在國內，就是一去不回的，也總有大量親戚朋友留在國內，與中國有著割舍不斷的聯系。而所有這一切，正是我們未來更好地學習借鑒發達國家文明成就，推進國家現代化的寶貴的無形資源。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國的民眾不再享有移民海外的權利，那么，評論家們會發現，他們今天希望借助對并不存在的“移民潮”問題的討論來推動的制度變革，也就真的沒有了希望。

(文章來源：10年8月16日    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