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北京市衛生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將擴大試點財政全額補貼公立醫院虧損，緩解百姓就醫負擔和醫院過度醫療問題。享受財政全額補貼的醫院首先以公立醫院為主，其次是必須在政府主導下核算各項醫療成本，同時需取消目前公立醫院15%的藥品加成率。

雖然醫療市場供不應求，公立醫院虧損確實有違常規，但北京衛生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00多個醫療項目中，贏利項目占43%，虧損項目占57%。北京模式是否能行之有效？我們持謹慎態度。首先，財政全額補貼只是醫療費用支出形式的改變，即由患者根據自身醫療需求支出部分費用，其余的費用（醫院服務費用與個體支付成本的軋差）轉變成政府通過向納稅人征稅來支付。然而，政府如何從整體上權衡醫院是否進行了過度醫療行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財政全額補貼涉及到較為突出的轉移支付流程建構問題，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應當考量。財政全額補貼使得醫療市場變成了一個相對單純的諸多醫院如何最大化地切分蛋糕的問題。

政府財政全額補貼必然涉及到對所有醫療服務項目的成本核算等問題。北京財政全額補貼方案的前提就是建構全成本核算體系，將醫院分成直接醫療室、醫療技術室等四個科室，每個科室又細分為268個最小核算單位。且不談這些基于成本的核算是否能動態應對市場的敏感性，如成本的動態變動問題；僅對成本的審核就存在著諸多隱患——如何防止醫院多提或夸大成本、隱藏收益，而且審核也將面臨高額的成本問題。顯然，財政全額補貼一定程度上是增加了居民的醫療服務成本，而非降低了服務成本，是加劇了一些人的過度醫療問題，而不是降低了過度醫療。

事實上，導致當前看病難、看病貴與公立醫院虧損并存局面之虞，恰恰源自帶有顯著外部性的財政補貼。

一方面，財政補貼必然使醫療服務成本剛性化和醫療服務的高管制化，由于財政補貼是對整個醫院進行，而非對具體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生，這很難對具體的醫療服務供給主體的醫生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從而導致醫療市場的“檸檬化”——敬業和醫術精湛的醫務人員得不到適當的正激勵，反而帶來更多的負激勵，最終在醫療市場出現劣幣驅逐優幣現象。

另一方面，財政補貼很容易使醫院更多地傾向于獲取財政補貼，而非通過提高效率以降低服務成本。同時，財政補貼的分布和政府醫療資源投入的方向將決定醫院醫療資源配置的方向，而非醫療資源投入與醫療市場需求相適應，這也將不可避免導致醫療資源的不足和過剩共生局面。如當前公費醫療群體對醫療資源的過度占用，醫院對公共醫療進行過度醫療行為，本身就是財政資源投入決定醫療資源傾斜方向等的突出表現。

我們認為，理順行善之手與市場的邊界，避免行善之手在醫療服務市場的缺位、越位與不到位，是避免醫療市場檸檬化，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基礎。這需要政府改革醫療服務體系：對基礎性公共衛生醫療體系等外部性突出的領域實行公益化運作，通過財政補貼進行合理的引導；放開醫療服務市場的價格管制和高市場準入門檻，推動醫療服務體系的社會化投資、市場化運作；完善商業化醫療保險市場，降低個體就醫成本。同時，目前政府醫療資源投入既存在總量不足（今年醫療衛生支出為1277億元，不到GDP的10%），又存在分布不均衡——過度向大中型醫院傾斜；公費醫療方面的支出比重過高。

因此，政府在提高醫療衛生投入總量的同時，改變醫療衛生支出方向，實行醫療服務均等化，最大化政府醫療衛生支出的效率。

(文章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