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個周末在上海舉行的2010年“陸家嘴論壇”再度將中國金融業開放的話題置于輿論焦點，其中何時推出“國際板”的問題更是引人注目。與此同時，外資銀行想要在中國市場躍躍欲試的雄心也又一次高漲——渣打銀行已與中國農業銀行結成聯盟，匯豐正積極醞釀在上?！皣H板”上市。實際上，它正擺出一付回歸其東亞起源的姿態，將首席執行官辦公室遷往香港，并開設了中國內地的第100家分行……

在金融危機影響尚未消退、世界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不斷加大的背景下，中國農業銀行的超大規模IPO出人意料地仍然獲得了眾多國際投資機構的追捧。假如農行的籌資總額突破219億美元，它就將一舉超越4年前的中國工商銀行，成為迄今為止全球規模最大的IPO。

6月24日公布的招股說明書顯示，該行首次公開募股的香港部分已吸引了11家基礎投資者總計54.5億美元的資金，其中除中旅和華潤等中資大公司外，還包括卡塔爾投資局、科威特投資局兩家中東主權投資基金、美國農業集團、澳大利亞Seven Group Holdings Ltd.、英國渣打集團和荷蘭銀行等多個外國股東。

這里還必須看到另外兩項對比：第一，相對于工、中、建行，農行是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資產質量最差的，它的高額不良資產至今令人擔憂；第二，5年前中國首次向外資銀行尋求長期戰略性投資，允許美國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公司以低于公開發售價格的優惠認購上市銀行股權（這種做法后來引發了國內輿論的激烈批評，一些評論人士認為政府是在把最有價值的國有資產拱手讓給于外人），這次卻沒有提供任何讓利：外國投資者必須以全價認購股權。

即便如此，投資者仍趨之若騖?？梢钥隙?，它們都必定懷有各不相同的目標和算計。但所有這些外國投資機構對中國農業銀行的巨額投入，顯然都具有一個共同著眼點——過去5年來的市場實踐教育人們懂得這樣一個道理：與辛辛苦苦在中國內地開展金融實業經營相比，投資中國銀行業股權是一條快得多的致富捷徑。

擁有150年在華經營歷史的渣打，去年在中國內地僅實現2.80億美元稅前利潤，尚不及該行在發達市場的年度利潤增量。匯豐在華的利潤達到16億美元，說起來算是相當不錯，但這依然僅占該行全球利潤的12%。事實上，最近兩年里，外資銀行在中國市場區區2%的整體份額能夠維持原地踏步而不是下降已經很僥幸了。反觀匯豐在內地銀行業的45億美元股權投資，在短短幾年里市值已膨脹到200億美元，這使得該行2009年在華實現的16億美元利潤簡直不足一曬。此外，次債危機令皇家蘇格蘭銀行這樣的百年老店損失慘重，但被迫出售所持的中資銀行股份，卻仍然使它在困境中獲得了可觀的收益。

明眼人一望便知，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并不是因為這些國有上市商業銀行的經營水平和競爭力相對于外資銀行取得了飛速和長足進步，盡管央行、銀監會的各級官員在許多場合一再表示，經過過去5、6年的改革，中國銀行業的抗風險能力、資本金的充足率和資產質量都達到了“史上最好”。當然也不像一些輕率的評論家所言，這是因為外資銀行在中國國內獨立經營時“水土不服”所致。這是政策的普遍限制和特殊照顧造成的，中國金融市場至今仍然是一個到處充斥行政壟斷和政策壁壘的競爭極不充分的“半吊子市場”。對外資銀行來說，它們在中國內地的獨立經營受到了政策的嚴厲限制，但它們投入到“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中的資本卻意外地坐享超額壟斷利潤帶來的股權增值。這就是這個一分為二的財富故事的實質。據此我還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如果這些外資銀行在中國內地的經營利潤取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那么它們所持有的國有銀行的股權就一定不會增值得那么快。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一對矛盾。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應該能夠看清楚，中國政府的思路似乎是這樣的：它并不愿意看到外資銀行真正參與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但卻非常熱心地鼓勵它們參與國有銀行的改造。政府大概是這么認為的：放外資銀行進來與國有銀行展開直面的公平競爭，對后者的生存會構成一種巨大的威脅；而借它們的“財”和“才”來提升國有銀行的能力，則是一樁多贏的大好事。

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多于經濟的考量。政府的確希望中國銀行業的競爭力大幅度地提升，它也不是不明白，這只有在真正的市場競爭中才能辦到。然而，對它來說，第一位的永遠是對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業的絕對掌控。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關鍵時刻讓金融企業成為實現政府行政乃至政治目標的高效手段，而不是單純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我相信，這就是中國至今基本不允許民營金融存在、并對外資金融嚴加管制的根本原因——金融資源必須牢牢控制在國家手中。

當然，關起門來畢竟是搞不好的，因此在國有銀行的決策管理過程中需要適度聽取理念先進的外資小股東的意見，這就需要有限度地給它們讓出少數股份。事實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IPO總是很歡迎外資金融機構介入，并不是因為國內民間缺錢——讓“溫州炒房團”像荷蘭銀行一樣拿出2億美元來入股中國農業銀行恐怕不是件多么難的事兒，而是政府認為，民間資本無助于國有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讓它們享受由政策保駕護航的壟斷收益？

面對外資銀行，究竟應該給它們中國市場還是給它們中國銀行企業的股份？同樣是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不同的政策引導不同的路徑，并會導致大相徑庭的后果。這個問號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

學過經濟學的人應該都很清楚，從根本上講，只有對所有參與主體——不論其地域、國別、所有制等——來說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才能擴展市場的容量和深度、提高行業的服務水平，并最終通過優勝劣汰的選擇機制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反之，以行政手段限制其他市場參與者（或潛在的參與者）的辦法，短期內的確有可能對少數政府想要保護的特殊市場主體起到有力的扶持作用，但長期來看，損害是整個行業和市場。這是一種典型的用犧牲整體和長遠利益來換取局部和眼前利益的行為。進而言之，如果中國的所謂金融對外開放政策長期奉行以股權（包括邀請外資參股國有銀行和干脆來上海上市融資兩條通道）換合作、而非以市場促競爭的話，那么中國的金融市場終究是不太可能繼續做大做強的。相反，這種信號明確的政策導向還有可能對原本能夠推動中國金融業進步的外資金融機構發揮某種微妙的“收買”功能，使之與國內既得利益集團合流，轉化為不合理的壟斷利益的攫取者。

眼下，農行的IPO就讓外資看到了這樣一次巨大的機會。當然，早就有海外分析家異常理性地提醒那些貪婪的外國投機機構，尤其是中小散戶們：雖然在一個全球增長最快的大經濟體內部的龐大壟斷利益中分到一杯羹，是一個幾乎不能抗拒的誘惑，但這一切并不是沒有代價的?！昂鲆曋袊鴩秀y行所扮演的政策性角色是愚蠢的……農行將繼續保持其作為農村信貸的政策性銀行的地位，其中的伴生風險是中央政府可能定期指示銀行管理層做出非市場化的決策……這將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前景?！?

自鴉片戰爭之后的“五口通商”以來，尤其是自晚清洋務運動以后，西方的銀行和金融企業就一直想要進入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場。然而它們一再發現，自己必須付出最大精力去打交道的首要對象，永遠是中國的政府，而不是市場本身；它們面對的首要風險永遠是企業無力駕馭的政治風險，而非市場風險。因而，100多年來，它們實際上從未能夠真正扎根到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并從中賺得塌塌實實的經營利潤。精明的外國金融家和投資人很可能始終窺不破這其中蘊涵的玄機所在。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盤棋局注定依舊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博弈的格局終有突破這一固有棋局的時刻，就像晚清以來曾經短暫閃現過的許多最終歸于失敗的重大變革機運一樣。從某一個角度去審視，這也是已經走過30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在未來必須突破的最為艱難的關隘。

(文章來源：10年7月6日    作者網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