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在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決賽中慘敗給德國，黯然出局，令普天下的阿根廷球迷如喪考妣，慟哭不已。雖然按照辯證法，壞事中總有好的因素，悲痛中也會有值得高興的事，但就阿根廷輸球這件事而言，阿根廷球迷唯一可以聊作安慰的，也許只有一件事——隨著這場失敗，一度被傳得沸沸揚揚的“阿根廷冠軍FIFA內定論”，總算可以消停了。

圍繞世界杯的陰謀論話題仿佛層出不窮。1978年就有著名的“秘魯降頭說”，此后還有所謂“西德內定說”、“蘇聯被排擠說”，以及幾乎每屆必出現的、花樣翻新的“巴西隊被陷害說”（1998年決賽輸球，陰謀論說法包括賭球集團操縱、法國人下瀉藥、法國政府用援助換世界杯冠軍等等，本屆則有梅洛被賭博集團收買或FIFA設局內定等各種花樣翻新的解說），足球原本是娛樂的一部分，這些消息雖然云山霧繞，卻極富娛樂性，因此一經傳出便轟動不已，原也不足為奇。

有意思的是，這類消息在各足球大國，通常是小報猛抖而大報置之不理的邊角料，或者某些過氣圈內人炒作回憶錄的油鹽醬醋，熱鬧歸熱鬧，卻不過是一時一事的熱鬧，各國聯賽開鑼，或下一屆世界杯預選賽開踢，所有這些便煙消云散，等待新的花邊新聞。而在中國，這類傳說卻時不時登一登大雅之堂，非但流傳更廣，而且“保質期”也特別長——1998年世界杯“陰謀說”，不是到今天還經常有國人翻出來分解幾句？

足球當然有政治，但那是足球本身的政治，而不是政治的足球，“蘇聯被排擠”、“西德內定”之類說法，聽聽也就是了，不能太當真，否則世界杯冠軍該是美利堅合眾國，而當年的蘇聯隊也不可能拿到奧運足球的金牌，前東德隊、朝鮮隊更不可能在世界杯舞臺上擊敗西德、羞辱意大利，類似伊拉克烏代那樣的狂人，影響也只能及于本國那20多個可憐的球員，不可能改變整個世界足壇的格局。

足球固然有丑聞，假球黑哨、默契球賭波，各國都揪出過不少，但在整個世界足球范圍內，這畢竟只是局部的、次要的，FIFA從世界杯經營中的獲利不亞于一個中等國家的GDP，而像巴西、阿根廷這種一流球隊的一流球員，他們在世界杯上揚名立萬所能掙到的金錢、榮耀，又豈是任何一個“賭黑波”集團所能給予的？從這些角度看，足球陰謀論在中國如此盛極一時，仿佛FIFA就是個黑社會，世界杯就是個大賭場，顯然是夸大其詞了。

為什么在中國，足球陰謀論會如此盛行？

首先是推己及人。眾所周知，在中國足壇，潛規則、暗中交易一度大行其道，讓許多一度滿懷希望的球迷心灰意冷，把聯賽看作賭場，足球圈看作黑社會，認為一切都是骯臟的，所有的結果都是潛規則、陰謀和內定的結果。這種看法雖然事出有因，但即便用于中國足球本身，也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一旦放大到整個國際足壇，則杯弓蛇影，目力所及，無不是陰謀嫌疑。成語中有個“鄰人竊斧”，丟斧子的老兄在找到自己遺失道旁的斧子前，看左鄰右舍無一不像偷斧子的，正是這么個道理。

其次，中國社會原本就有深厚的陰謀論土壤：宋朝打不過金國，是金人用了陰謀，送來內奸秦檜，害死英雄岳飛；鴉片戰爭滿清戰敗，是英國人用了陰謀，讓“投降派”把持朝政，排擠“抗戰派”林則徐等。到了當代，則有什么“金融陰謀論”、“種子陰謀論”、“轉基因陰謀論”、“文化陰謀論”，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其實陰謀論盛行的背后，無非是兩大根源：不能正視自己，和不能正視對手。

世界杯歷史上，和巴西有關的陰謀論最多最流行，奧秘就在于巴西歷來是熱門，自視甚高、他人也視之甚高，一旦意外早早打道回府，往往一不能正視自己的不足，二不能正視對手的長處，如1990年世界杯，巴西人只看到自己壓著阿根廷，打得對方全場射門才兩次，把淘汰的責任歸咎于運氣甚至陰謀，卻不肯正視自己4場比賽只進4球的孱弱攻擊力；1998年世界杯，巴西隊只看到自己在決賽中失常，就一味將責任歸咎于陰謀，卻始終不愿正視法國隊實力不亞于自己、且占據主場之利的客觀事實。而在中國這個“老大帝國”身上，這種將失敗歸咎于偶然、命運或陰謀的思維定勢也十分頑固，歸根結底，同樣是這兩個“不能正視”：承認失敗的主要因素是技不如人，是實力、體制、裝備、思想上的落差，是需要很大勇氣的，一旦勇氣不足，陰謀論往往就成為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替罪羊和遮羞布。

“知恥近乎勇”，正視自己的不足，正視對手的長處，是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必經環節，而摒棄“泛陰謀論”思維定勢，則成為不容忽視的一步。足球說到底終究是個游戲，在另一些更重要的、當不得游戲的領域，就更應認真自省、省人，不要把陰謀論當做推諉、懈怠、偷懶和拒絕反思的擋箭牌。

(文章來源：10年7月6日  《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