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馮維江/文 在發達國家的領導人之中，日本首相早已以任期短、道歉多而著稱于世，但6月2日鳩山由紀夫的閃電辭職仍然讓許多觀察者感到意外。盡管政治家與職業官僚相互獨立的體制讓領袖更換對日常政務的沖擊非常有限，但多數人認為這“并不正?！?。日本媒體為其領導人更換過于頻繁可能導致外國政要無法記住現任日本首相名諱而“憂心忡忡”；一些西方媒體也奉勸日本民眾不要再把生活中的“潔癖”移植到政治場上。與此同時，各方對新晉首相菅直人的職業前景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對他寄予厚望，認為他的“草根”背景有助于擺脫“短命首相”的宿命，另一些則提醒日本人民必須要習慣更多辭職和更多新首相。凡此種種，歸結起來需要分析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日本到底怎么了？二是，菅直人需要以及能夠做些什么？

關于前一個問題，雖然可以大而化之的說，是日本經濟形勢長期不盡人意降低了民眾的容忍度，而政治結構和政治習俗對首相穩定性并無其他國家一樣強力的保護。但若繼續追問日本經濟不景氣的原因，或者政治體制的成因，則不同學派可以提供各色答案。以經濟乏力之原因為例，凱恩斯主義認為是少子化以及老齡化應對失措等因素導致的需求不足；美國SSA學派（社會積累結構學派）認為是因為日本舊有的產業扶植政策、經連體制、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制、教育及家庭制度等構成的社會積累結構的崩潰；泡沫經濟論者認為是產業資金過度金融化造成實體經濟被“虛化”。此外，宏觀經濟政策失誤論、國際政策協調失敗論都不乏支持者。按照美國流行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處理，上述各派強調的因素與日本經濟不況之間的“因果關系”，幾乎都可以通過精巧的假設、代理變量及相關統計數字，或一系列經過選擇的富有內在聯系的確鑿事件，從經驗的層面上加以“證實”或“印驗”。

然而問題亦隨之而至，既然袞袞諸公均言之鑿鑿，為何20年中日本的政策制定和執行者竟未能從諫如流、聞過而改？如果以“英國學派”的風格來處理問題就“簡單”多了。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天下大勢”或者“真正的大問題”，至于日本過去和現在“怎么了”的“問題”則是無關宏旨的，只要有了一個指向應然的規范標準作為參照，剩下的就是如何將日本的狀況向著規范標準調整的形而下的技術問題了。不過，英式方案也有其內生的風險。一旦對“天下大勢”的判斷有誤，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一蹶不振的全局性災難。

無論是窮治細節還是懷握大勢，揆諸現實總有曲高和寡、中看不中用之嫌。有人以為，這并非英式或美式方法本身的瑕疵，而是英語世界或更廣泛的西方世界所習慣的思維模式已成窠臼，應予補充或超越。庫珀·雷默就是提出這種反思者之一。其新書《不可思議的年代》指出，在以往的西方思維模式之下，世界展現出的是一幅有待認識的圖景，即便目前存在大量的未知領域，但人們堅信其中有精確的因果關系可以期待。從細節來看，人類的了解會越來越精細，例如，從衛星上拍下的基地照片清晰度會越來越高；從大勢看，人類也存在自信滿滿的預期，認為一定有那樣一種方向或趨勢等待人們去把握，例如，有人篤定地宣稱“歷史的終結”。但雷默指出，世界的真相可能并非如此，人們可能面臨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年代和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人類可能窮治一個細節以獲得越來越“精確”的了解，但無法窮盡所有細節，更不可能最終所有細節與各類“意外”事件之間都有直接關系；人類可能就“天下大勢”做出預判，但往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之中，不變的唯有變化本身。

為此，雷默的建議是，無論機構還是國家，應當首先承認世界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然后用增強自身的靈活性來應對各種變化，消解不確定性的破壞性，甚至將不確定性引到有利、向善、積極、創新等正面意義的路途之上。

顯然，日本也面臨著一個“不可思議”的復雜局面。日本也曾經按照美國的方法試圖清理出國家失敗及其治理的脈絡，按照“立足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所謂“第二條道路”來加以“診治”，但誠如菅直人所言，從某一個具體的（如從企業的）細節來看，這些政策或有提升效率之功，但就全局而論，“企業可以通過裁減雇員來恢復效率，但國家不可能通過裁減公民來恢復經濟”，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診療方式甚至可能造成病情的進一步惡化。

從“關系導向”而非“事件導向”的思維方式來分析日本局勢，日本國家的未來系于其社會與民眾能否運用好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關系，重建一個能夠應對變化和危機、甚至 “化危為機”的靈活體系或機制。這個過程中，日本領導人的政治決斷力尤其重要。坦率的說，菅直人個人的職業生涯雖然不能篤定地下判語，但他的求變應變的風格，確實是符合應對不可思議時代之所需。至于時機，應當說他的機會不錯。

首先，鳩山內閣的曇花一現并不意味著民眾寄希望于民主黨的求變應變之心有根本動搖。世界由確定變得更加不確定，這個環境已經改變，而日本人習慣的游戲規則并未改變，此時一些不那么符合舊規則的人事容易遭到強大慣例的猛然反撲，首當其沖者必然承擔巨大的成本。鳩山內閣取代自民黨內閣，正如秦滅六國、隋統南北。秦隋兩朝國祚雖短，但其開創之功及其典章制度卻由漢承秦制、唐襲隋規而得以發揚光大。歸根結底，舊制度拗不過新環境。

其次，菅直人的“敵我觀”讓他可能會有能力推進變革來實現更靈活性的治理。已有的資料顯示，與日本任何其他的政治家不同，菅直人一直領導著城市消費者和市民的民主運動，反對強大的官僚機構，后者與統治日本數十年之久的自民黨的舊農村政治勢力結成了聯盟。這個聯盟一度創造了 “日本奇跡”，但最終還是扼殺了國家的潛力并讓國家陷于停滯，因為它未能適應自己創造出來的繁榮的合適條件，未能適應全球化所改變的世界。菅直人曾經直言，“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選政治家制訂。在我們現行的體制中，一個大臣，包括首相，也沒有最終的權力。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政府”。從他長期的立場判斷，菅直人可能會促成政治家與普通民眾的同盟，來反對和改造日本那個可以脫離政治家而自運行的日益僵化的官僚體制。如果菅直人真能打開與對社會生活細節感知最為敏感的民眾之間的渠道，可以預見，日本體制中決策與動員的靈活性將大為增加。

第三，菅直人有變革的決心，也有利用“損益關系”引導變革的意愿和手腕。在許多場合，菅直人都強調，20年來政府一直借錢開銷，希望重振停滯的經濟，致使債務占GDP比率不斷高壘，現已居發達國家之冠。他還多次以希臘債務危機做類比，警告說日本也面臨歐洲類似的債務問題，如果不進行財政重建，一旦債務市場的信心瓦解，國家財政有崩潰之虞。事實上，菅直人夸大了日本債務問題與希臘債務危機的相似性。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表態，主要是為了營造變革的氛圍，為大刀闊斧的改革增加合法性。實際上，菅直人表態之后，無論是日元、日經指數還是日本政府債券都穩若磐石，這說明專業人士對日本經濟形勢的估計并不像菅直人所言那么危險。但對普通民眾而言，菅直人對或有經濟損失的渲染可能會令他們對改革持更配合的態度。

第四，菅直人的施政綱領顯示了他有“化危為機”的政策準備。菅直人提出以“第三條道路”作為政策，而這一政策的目標是，將困擾經濟和社會的問題轉變為創造新的需求和就業的機會，并由此實現新的經濟增速方式。為此，菅直人認為，新內閣應發揮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以系統和完整的方式實現 “強勁的經濟”、“穩健的公共財政”和“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最能體現以靈活性實現對復雜體系之適應的行政思路是菅直人對“個人支持”網絡的設想。

菅直人坦承，僅靠政府機構和公共雇員不可能負責提供人們過去享有過的社會服務，因此應當廣泛動員當地民眾參與到具有互助精神的活動中去，例如教育、撫養兒童、社區建設、犯罪與災害預防、醫療護理以及消費者保護。這背后體現的施政意圖是，用正確的政策激活地方或社區的自組織功能，使其能靈活應對當地的各種危機并產生更大社會效益。

最后，菅直人的個人經歷也讓略知中國史的人會很自然想起那些出身卑微但最終建功立業的領導者。與范增口中“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的劉邦相似，出身草根的菅直人不僅人送外號“師奶殺手”，被傳“一夜情”，后來還因被揭發未繳納年金而不得不辭去黨首職務。據說，辭職后菅直人削去頭發，一身苦行僧裝束，遍游南部四國島的寺廟為自己的錯誤贖罪，這又讓人不禁想起具有類似工作經歷的朱元璋。不但如此，菅直人的太太伸子也很有呂后或馬皇后精明干練的 “范兒”。這位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性格剛毅，辯才無礙。菅直人一向有“雄辯家”之譽，但據說在妻子面前常常低頭傾聽，無所置詞。

總而言之，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有利于菅直人職業生涯的機緣或 “征兆”，但日本舊體制和慣例對“政變者”的排異反應之強也不容小視，無法確知他能夠避免之前數任首相 “短命內閣”的命運。不過，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不管菅直人首相個體的命運如何，如果日本能夠走出二十年來的困境，那一定是因為菅直人或其后來者終于順利走上了擁有更強體制靈活性的“革命”道路。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副研究員，長策智庫GMEP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