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歐陽曉紅 盡管，美國紐約州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強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態度很強硬；盡管，上周末中國央行宣布，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令二者看起來似乎有著因果關系，我們寧愿認為這是某種巧合——是匯改5周年之后，中國政府依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中國國際收支狀況，而作出的匯率政策安排與市場化選擇。

隨之應聲而落的是，6月22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7980，較21日的6.8275大幅走高295個基點，創下匯改以來的新高；但翌日，該中間價又回落至6.8102，較前日走低122個基點。這不難看出，二次匯改，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取代升值成為關注重點?？梢宰糇C的是，在22日的即期市場上，人民幣對美元匯價振幅接近央行規定3%的日浮動幅度的一半水平。另外，雖然295個基點透出短期人民幣升值預期，但即期詢價市場上，市場力量顯示交易機構無意推高人民幣。

如此表現，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央行的匯改訴求——央行希望匯改重點摒棄所謂“升值論”，令匯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市場供求，而非央行干預；欲變市場與央行之間的博弈為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博弈。但另一種可能是，由于資本管制和外匯管制，目前中國外匯收入與支出受到一定的行政干預，外匯市場反映的供求關系不完全充分，當前面臨的升值壓力也許沒有反映人民幣匯率的真實水平。

升值論之外，普通公眾對于匯改還有兩個誤會：陰謀論與工具論。前者將重啟匯改歸于國際輿論的壓力，其實不然，中國不會妥協于外界壓力，只是依據國內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兼顧履行國際義務，掌握匯率改革的節奏和力度。

后者視匯率浮動為解決我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出路；這樣的理解或許有失偏頗，雖然，調節國際收支離不開匯率的杠桿作用，但匯率的升或貶并不能完全左右貿易失衡。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4日重申，人民幣匯率問題并非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產業分工的調整結果才是關鍵因素。

顯而易見，加大匯率浮動彈性，無疑是要增強市場的有效性，剔除匯率單邊預期。不過，盡管有效市場的特征即為價格不確定，匯改后匯率浮動幅度從之前的不超過10個基點增至數百個基點，匯率變化也不會很大。以往經驗顯示，即使是2005年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加，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其升幅也有限。

嚴格意義上，匯率制度是種長期的機制安排，但匯率政策可以作為階段性的政策取向。就像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和中國經濟帶來了較大的困難和不確定性，我國適當收窄了人民幣波動幅度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央行認為這符合我國經濟地自身利益，有助于我國經濟較快的實現穩定和復蘇。在各國開始普遍關注后危機階段寬松政策的退出機制問題時，我國也應避免短期政策長期化，重歸市場化改革之路正當其時，最終將匯率改革還原于市場。

我們以為，當前匯率改革是要增強匯率彈性，在匯率機制形成中發揮市場作用；此過程中，匯改也并非從某種匯率制度轉向另一種匯率制度，而是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也表示，此次在2005年匯改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人民幣匯率不進行一次性重估調整，重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