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鄒衛國 本田工人罷工事件引發了一系列討論，很多人確信低工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還有一些人則擔心，如果加薪成為連鎖反應，則中國制造可能優勢不再，這些言論站在一個更宏大的視角里去觀察中國問題，但是當我們回歸到問題本身，一個重要因素顯然被忽視了——決定工人工資水平的，是談判力量還是經濟力量？

在薪資問題上，中國工人一直缺乏直接手段去爭取利益和獲得更好的薪資。中國工廠的工人流動頻繁，向待遇更好的工廠流動，這種模式形成了抑制工資水平下降的托力，并最終形成了工資的市場價。

但是，中國的工廠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價格聯盟”，中國很多工廠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制定薪資的依據，工人往往只能期待加班，以獲得更高的工資。富士康即是最典型的例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工人的工資被錨定在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水平上。

最低工資標準由地方政府決定，所以地方政府間接地決定了當地企業工人的工資水平。在這樣的現實體制下，政府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的舉措就會復雜化，衍生出去，很多本不應該政府操心的事情被承擔了起來。

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即如何把更多的協商、議價空間真正留給勞資雙方。

本田事件乃至此后發生的一些案例，給這種問題的解決，恰好提供了一種契機。工人真正開始嘗試這種直接的手段，與資方進行議價。

這樣的手段在目前是非常規的，也因此常常被有關部門作為不穩定因素，甚至泛政治化，而當此類事件被當做“維穩”目標時，也很有可能走樣，殊不知理性看待工人以合適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并推動勞資雙方平等對話，正是構筑和諧勞資關系的堅實基礎。

還有一種傾向，則是將中國作為全球制造基地吸引力可能喪失的罪責，推到類似事件上，推到那些為自己爭取合理工資水平的工人身上。他們認為正是這些工人的行動動搖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低成本的基石。這是另一種泛政治化的論調。

目前，很多地方工人的工資被最低工資標準錨定，說明工人的工資水平未能合理反映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和貢獻。大多數人的共識是：中國工人工資的上升是補償性的，而非超出了正常水平額外的增加，說明這種工資水平的上升，不會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造成傷害。

更何況，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根本上取決于基本的經濟因素，而不是工人與企業主的談判。當工人的要求超過企業能夠承擔的工資水平之后，企業主可能選擇關閉工廠。這一點，相信工人也不會最后到達這個地步。

實際上，一個理想的投資地，不僅僅是單向的成本考慮?；镜墓卜帐欠窨煽?、社會是否穩定、階層關系是否和諧、產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等等，是更加關鍵的因素。因為在全球供應鏈背景下，這些因素決定了供應鏈是否會中斷、關鍵的生產要素能否得到及時滿足、投資收益能否得到完全保障等等。

所以說，工人薪資水平上升并非關鍵因素，而將工人的集體訴求上升為政治對抗，很可能導致更錯誤的行動，并產生無可估量的風險。這才是對中國經濟的真正威脅。我們需要記?。簺Q定工資水平的是經濟的基本面因素，而非罷工抑或工會；任何一種理性負責的表達方式，都是促進勞資關系和諧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惡化勞資關系的行動。

在很多時候，我們應該承認，盡管包括停工在內的工人集體訴求，帶來了似乎看得見的風險，但這卻是推動勞動關系改善和發展過程中必須付出的代價?，F在，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如何將種種非常規的表達正當化、制度化。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