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以來，有個流行的話題，那就是政府打算“調整收入分配”。媒體上議論紛紛，一會兒說要改變目前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一會兒說整體思路大體上可以概括為“提低、擴中、調高”，即：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且通過財稅政策對高收入群體進行二次調節。前兩天第一財經日報則刊登了王瑩的文章：《收入分配主角應是政府》。而人民日報海外版則發表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進行了專訪文章，題為《人保部工資所所長： 我國可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文章。

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如果說“收入分配的主角是政府”，別人會以為你是計劃經濟論者。實際上，在市場經濟國家，承認人們的收入有不平等現象。經濟學上一般用洛倫茨曲線來反映收入在家庭間分布的差異格局，但那里的窮人并不認為自己的貧窮是因為政府的“分配”導致的結果。他們關注的重點在于：1、將注意力放到形成這種差異格局的決定因素上。2、政府的努力方向在于改善居民的獲得收入的能力上。3、他們認為形成家庭收入的主角應是市場。

人保部蘇所長認為，我國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是“行業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這讓我想到了前幾天我們本科生論文答辯的時候，有個同學的觀點正是如此。因此他的結論就是政府應該加強收入分配的調控。我問他的問題就是：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有沒有這三種原因導致的差距？他回答說“沒有”；我再追問它：他們沒有這種差距的原因，到底是政府調控了，還是沒有調控導致的結果？他懵了。

客觀地說，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也有些東西部差距及行業差距。但這根本不足以形成民怨和民憤。因為這種差距的產生，要么是居民自我奮斗的結果，要么是自然資源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沒有人會因此責怪政府。他們都清楚地知道：收入來自交易，而非“分配”。

但我國形成的行業收入差距，主要責任在政府。我國的反壟斷法并不“劍指”國企壟斷。它對國企是典型的選擇性失明。產品市場和資源市場及行政手段形成的壟斷，對投資者而言是一種進入資格歧視，他們的工資水平畸高，并非因為他們的生產效率高。更糟糕的是，它會倒過來在人力資源市場上同樣壟斷——你能進入該行業就業嗎？這取決于你的父母是否掌握了公權力。這對父母缺乏公權力的年輕人而言，是一種嚴重的資格歧視。比美國的種族歧視更嚴重。

那么，蘇所長對此的態度是什么呢？他說：“有些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需要國有壟斷經營，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競爭性領域仍然有國有企業暫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國有企業普遍得到政府關照，也是難免的”。這就是說他并不是建議“用競爭打破壟斷”。而是建議將壟斷國企獲得的超額利潤上繳。這種建議令人匪夷所思。國務院剛通過的“新非公三十六條”看來在他那里沒發生有意義的作用。

其實，蘇所長所選擇性失明的地方還在于：他漏掉了城鄉差距產生的原因，漏掉了官員們灰色收入形成的差距。他給大家畫了一個餅：“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暫且不討論他的這個餅用什么材料做，資金從何而來，就問他一個問題：沒有“人均工資”的農民何以達到這個目標？失業者何以達到這個目標？他也會立刻就懵。

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我認為責任仍然是政府干預太多。農村的土地號稱“集體所有”，但農民并沒有真正的處置權。土地被嚴格限制用途，農村的宅基地不允許城市居民購買，這都嚴重阻礙了城市的資本進入農村投資。逼迫農民只好進城務工，只好去沿海打工。對農村的種種限制，就是妨礙人們通過自由交易產生收入，但這種交易權被政府嚴格壟斷，這種收益權也就被政府嚴格壟斷。

很多人指責中國勞動力價格被“人為壓低”，比如某知名代工企業，當前輿論總是在炮轟它是“血汗工廠”。無非是指責它工資水平不高，而勞動強度很高，勞動時間很長。但這種炮轟無法解釋：為何它的招工門前總是排起長龍？難道去哪里找工作的人都不知道它是“血汗工廠”嗎？

我的解釋是：它門口排起的找工作的長龍，才是導致工人不敢要求更高工資的真正壓力。更深刻的說，正是因為廣泛存在“血汗農村”，才使“血汗工廠”顯得是一種明顯的改善。倒過來說，我認為是某知名代工企業這樣的工廠還太少太少，逼的人們只能從全國各地蜂擁到沿海地區才能找到這樣的“血汗工廠”。實際上，沿海各城市地方政府的“壓地價，降稅費”等措施，才導致某知名代工企業等企業到沿海生根落戶。某知名代工企業一個工廠就安排就業幾十萬人，相當于一個中等縣的人口數量。

最關鍵的是，某知名代工企業這種非壟斷國企總是處于高度競爭狀態，而且它無法設置其他眼紅他的利潤的企業家進入該行業與之競爭的門檻，對普通公民而言，他是最沒有就業歧視的工廠。在這里，人們清楚自己的收入來自交易，工人們獲得收入，無需感謝誰，這是自己付出努力的回報。

實際上中國并不缺錢，我們的商業銀行有50萬億的存款總額，每年還從海外吸引巨量的直接投資。同時我們的政府還擁有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相對于海量的待就業人口而言，我們的私人投資還是嚴重匱乏。儲蓄之所以難以轉化為投資，以吸引就業，就是因為嚴重的行業壟斷及自由交易權利的限制。

也許，居民可以指望“再分配”，再分配的主體總是政府吧。表面上看似乎是這樣的。但是居民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政府并不是喂養于天國，產奶于地上的奶牛。他們提供再分配的資金，仍然來自居民的稅收。而稅收來自居民的頻繁的交易。

值得重視的是政府進行“再分配”的原則。我們的“再分配”的原則是嚴格按照掌握公權力的多寡進行“分配”的。無論是養老保障體系還是醫療保障體系都是如此。即使現在將“再分配”的覆蓋面在逐步擴大，但依然沒有改變這個基本原則。

只有“公家人”的收入，才來自“分配”。無論是“初次分配”還是“再次分配”。他們的確應該感謝政府。但代價是“非公家人”的收入占比下降。這種局面急需改變。而改變的途徑就在于對公權力的有效限制，不讓他們的“看得見的手”到處亂伸。就在于將資源的產權更清晰地界定到公民，讓公民自由地進行交易和投資。壟斷就是罪過，必須無條件打破。政府提供“再分配”的原則應該改革，分蛋糕的人應該最后拿蛋糕才會公平。

(文章來源：10年6月7日    一財網)